95年前中国学生们在北京举行集会，抗议凡尔赛条约
一晃，五四运动过去95年了。按中国的习惯，一件大事，逢五逢十都要纪念一番，人们有话要说。其实，五四运动过去不久，学界就有两个五四的说法。
的确，在我看来，五四运动，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发端于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是以1919年5月4日反日游行为标志的五四政治运动。两个五四，其实是两回事，但现在人们习惯混着说。
新文化与政治运动：两个“五四”
新文化运动，在当下被骂得很惨。由于提倡儒学成了潮流，海内外的儒家信徒或者号称信徒的人合流，在大陆执政者默许的情况下，玩命攻击新文化运动，甚嚣尘上。在他们看来，当今传统的沦丧，儒学的毁弃，人们道德的混乱，新文化运动要负主要责任。
在骂声中，曾经扫荡乡绅（儒学的承载者），摧毁传统，甚至发动批孔运动的中共，被悄然放过。所有的板子，都打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屁股上。与此同时，一些自由主义者，也批评新文化运动，认为恰是这个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激进主义道路。
其实，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固然有毛病，但总的来说，功大于过。没有这样一场批判传统、输入学理的文化运动，后来民国的文化建设，无从谈起。今天人们盛赞的民国的教育和文化，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不可想象，民国文化和教育的盛世，也恰是在五四之后才出现的。而列宁主义的输入，其实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大规模的传播，是在共产国际进入中国之后，跟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显然要大于新文化运动。
至于五四政治运动，我的评价很低。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引发的国内反弹。反弹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没有理性。一战结束，中国变成了战胜国，人们对此期待过甚，可是当时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期待战胜国的身份，彻底改变中国的地位，根本就不现实。
开价过高的外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此时却绝非中国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过去，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提高了一点。学生运动，将外交失败，视为内奸作祟的结果。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一直被视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根本就没有所谓卖国的证据。学生也根本就没想找证据，先烧曹的家，打了人再说。
此后，运动进入了一个持续的抵制日货的时期，满大街查抄日货，凡是买卖日货者，都会遭致惩罚，卖者尤惨，每每被抄家，捆打，戴高帽子游街。北洋政府，其实没有限制学生游行，抓的人，都是抄查日货打人的。即使这样，警察对这些学生，也相当的客气。这样一场大规模借爱国的道德名义，侵犯私有财产，侵犯人权的运动，没法让人有好感。
“五四”对今天的意义
两个五四，在今天都没有死。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讨论，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当年的论争，今天还在继续。所不同的是，执政者从当年新文化运动推崇者，摇身一变，站在了传统一边，孔家店一边。而与此同时，五四政治运动的模式，一次次地被复制，直到去年的“九一五”反日游行中，人们依旧是抵制日货，抓内奸，把所有买卖和使用日货的人，都视为汉奸，要他们承担丢失钓鱼岛的责任。
当年五四政治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输入学理，改造文化的实践，刚刚开了头，就被一场挟带道德高调的政治运动打断，扎实的文化改造和建设，至少部分地被浮躁的群众政治取代了。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如果没有这场文化运动，后来的新文化，新文学，文学巨匠，以至于今天文化与世界的接轨，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直到今天，人们却仍在经济上跟西方世界接轨的同时，努力摈弃西方价值。借提倡传统的名义，行精神排外之实。反过来，对五四政治运动中的非理性，高调的道德呼吁，却加以充分肯定。以至于在一个特别需要法治，需要人们学会按规矩行事的市场化变革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出现非理性排外事件。
后一个五四的幽灵，还在徘徊。前一个五四的精神，则被抑制。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完成不了市场化的改革，就像一具没有精神，或者精神错乱的躯体，无法前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