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晚班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的旅人，常会怀着惊讶和同情，驻足观望一群上了年纪的机场静坐抗议者。就在不久前，某餐饮集团的经理出差上海，还顺手拍照并上传微博，感叹道：“……老的老衰的衰，头发白的白……不易。”
如果驻足观望的时间稍长一些，同情或许会升级为由衷的赞叹，因为这些魔都的爷爷奶奶们抗议的文明程度，在国内大约确实可以算得上名列前茅──没有吵闹，没有哭喊，地上整齐码着条幅、资料和照片，扩音喇叭里以有限的分贝播放《红梅赞》、《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经典红歌。
需要更多观察一段时间，几天或是几周，才能发现一些更生活化的细节。比如人流量较少的时候，他们会关掉喇叭（要省电的嘛），织一会毛衣聊聊家常；又比如晚上8点过后，机场里的面包房开始打折，他们会陆续轮流去买上一些，带回家做第二天的早饭。
虹桥机场的工作人员对这群示威者的评价是，“他们这样才叫实惠咧！”
·一·
“实惠”这个词，在上海话里难分褒贬，可以暗损一个人爱占便宜，也可以明夸一个人会过日子。在上面的语境里，这名机场员工似乎更加巧妙地把两层含义糅在了一起。
示威者们来自两个正巧被排除在机场拆迁计划外的小区。2010年3月16日，扩建的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小区于是成为离航站楼直线距离最短的居民区。居民的诉求是拆迁和补贴，但机场认为，总有小区离机场最近，是否拆迁，得按照规划和噪音标准来。
双方展开长达两年并且仍旧进行中的博弈，到后来机场管理人员和静坐组织人员甚至混熟了，于是约定过了运营高峰时间再开始抗议，以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每天晚上7点一到，爷爷奶奶们自带板凳条幅扩音器甚至毛线球（是的你没有看错！），出现在航站楼到达大厅，10点过后收工散场，手里还拎着一些刚买的打折面包。
小区居民对拆迁已逐渐不抱太大希望，但这样的抗争反正不动筋骨，无妨一试。大家约定，凡家有退休老人的欢迎报名加入，没有或不愿加入的，则象征性支付一些费用投入“小区发展基金”──去机场坐上3个小时的，大约可以得到8到10元的补贴。
或许需要多举一个例子，才能表达这种并不常见的“实惠式”抗争背后，所代表的上海人。
松江区九亭镇，原本板上钉钉的远郊地段，由于有了地铁和更为偏远的松江大学城，竟也渐渐成为每平米逼近两万的住宅密集地。传说中的“上海最牛钉子户”，就诞生在这里。
沪亭北路上，已拓宽至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突遇一栋双层民宅阻截，如酒瓶口一般收窄成两车道从屋前经过，非机动车道则见缝插针在屋后另辟蹊径，从远处看，民宅被马路包围得仿佛陆上孤岛，甚至发生过不熟悉路况的司机变道刹车不及，直挺挺撞上房子的事情。
房子的户主是一个80多岁的徐姓老人，两层楼400平的旧宅，拉拉杂杂住了一大家子9口人，为了防止发生一家人里有人擅自和拆迁办谈条件的状况，外孙特地去公证处办妥了委托书，一切拆迁补贴事宜，由他说了算。
从09年初道路拓宽即将完工到现在，房价水涨船高，最近的新式小区，离旧宅不过几百米远，附近是林立的服装店、餐厅、24小时便利店，徐家的补偿要求也随之提高到了800万，这在拆迁办方面看来，绝无可能。
于是，房子就立在那里，路就绕了过去，由于位置醒目，市口不错，徐家索性把底楼用于出租，杂货铺、修车铺、馒头铺等纷纷开张经营。临近住宅区的居民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约朋友到家里做客或者到附近吃饭的时候，还会半自嘲半自豪地加一句：“喏，就是那个最牛钉子户那里呀。”
试着这样解释吧——这座如今迫不及待在外滩立上6吨铜牛像、把市中心的美术馆挪作商业用途的魔都，却还是有那些在机场静坐的爷爷奶奶、与爷爷奶奶和平相处的上海机场集团虹桥机场公司、沪亭北路口的徐家人，以及让徐家人能够仍旧住在老宅里的九亭镇拆迁办公室。
而在这些人事背后，如果还有什么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那必然只能是爷爷奶奶们每天可能不到10块钱的补贴和提回家的打折面包，以及徐家人出租给经营户的一楼门面房子。
这是上海人特有的实惠——能争的利益，一定要争；但能过的日子，也得首先过得像模像样才行。
·二·
文字记载或是耳闻目见的上海都如此。战争时期逃难的人躲进租界，几家人家挤一所房子，私底下蹭米蹭油，面子上总要和和气气；“文革”以后，原本的独门独户的大宅子，一下子住进十几二十户，低头争的是电费水费，抬头也会分食点春卷馄饨；知青回沪为了房产的继承权兄弟间官司乱作一团，但在外人面前绝少诉苦。
这和《花样年华》里吃个夜宵馄饨摊都要描眉画目的苏丽珍，倒有相通处。要解释这种实惠和打肿脸充胖子的区别，恐怕又要费上一番工夫。
认识一个如今已徐娘半老的阿姨，年少时候家里虽条件一般，却经常有得新衣服穿，那是因为她家传裁缝工夫好，布店里有一点零碎布（一卷布剩下的最后一截，一般很难派上用场，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都能算出，大约能做一件怎样款式的衣服或者裙子，买回家裁好样子缝纫机一踩，就是一身新战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穿出去百战百胜，风光无限。
更通俗和为世人所知的，是“半两粮票”，也是典型的既要改善生活也不能影响生计的上海发明。
南京路上三阳南货店里的小方蛋糕，一两粮票可以购四小块，半两就是两小块，颇够解馋和朋友间分食；大壶春或者萝春阁的生煎馒头一两粮票是四个，女生一顿饭吃四个嫌不够八个又嫌铺张，就可以要一两半；就连上海人早饭最爱的大饼油条，也体贴地设定成了一两半粮票一副（一根油条加一个大饼），半两可以单买一根油条。
定额供给的年代虽然过去很久，半两粮票的态度也算是传承下来。遭不少外埠人嘲讽的做作下午茶，就是一例——打车到最近的地铁站，几番换乘耗时小半天，到上海地价最贵的新天地，在那里的星巴克坐上几个钟头，再原路返回。
其实笑归笑，认真想想这样的做作，也着实是会过日子。尽量少地日晒风吹保持妆容发型，又并不破费，虽然坐在寸土寸金的太平湖边，所耗也不过30块一杯咖啡而已。
若干年前，淮海路百盛楼下麦当劳刚开业的时候，沪上曾有报纸将其列为最具性价比下午茶圣地，盖因淮海路上美女多，坐在窗边阅遍远近长腿，一杯咖啡五块钱不到还可以续杯。
大约06年时候，新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实行，繁华路段的酒吧们严格执行，凌晨两点关门送客，这个时候要打车回家，夜间费用跳得厉害，生活类周报们纷纷推荐夜场附近允许通宵营业的KTV和浴场，横竖已经疯到凌晨，不如再去唱几小时K或者在沙发上东倒西歪地眯一会儿，且是低价时段，实惠得紧。再和如今的新天地星巴克相比，不过是一脉相承，量力而high，开心就好。
就连相亲这件关系到婚姻的还算重要的事情，都逐渐简化为最明快省钱的版本。现在的人大多忙碌，没必要繁冗到拉着介绍人亲戚朋友，轰轰烈烈一队人马开圆桌。通常是交换好联系方式，约个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出来喝杯东西，看对眼了还有漫长的晚饭和晚饭后时间以供培养感情，坐不下去的，则随时可以装作晚饭有局，接个电话便结账遁去。
再上一辈的人之间，则连喝杯东西都省了。人民公园相亲角里，真正的活跃分子，都是那些一口上海话见人自来熟的阿姨妈妈们，她们未必会将子女的情况写在A4纸上展示──那太大海捞针了，且在她们眼里也上不了台面──而是凭借卓越的社交能力进行点对点突破。
她们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迅速交换眼神和短语，以确定双方足下正好是一男一女，若果真如此，就立刻驻足交谈起来，对话一路深入且展望未来到两家人家相隔多远、结婚后住得离哪家近方便照顾的程度，直接解决了恋爱结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家庭矛盾。目睹过一对阿姨妈妈，双方都谈得满意，两家住所相隔也不过步行距离内，当即约好各自回家烧菜做饭用餐完毕后带子女出来散步碰头，全过程简直不费毫厘。
所以外人大可以不屑地说，所谓实惠，不过是不愿意多投入机会成本罢了。和做投资一样，愿意孤注一掷的人，可能输光底裤也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要保本的人就只能得些小零花钱，就像这些阿姨妈妈们这般无成本投入地相亲，顶多给自己的儿女找一门看得过去的亲事，要攀高枝，总归是不能够了。
可上海人会觉得，不能就不能呗。有得赚，姿态又好看，总比输光光好呀。
·三·
讲到姿态，上海人有一个词，用来形容万事太拼太抢且要得太多的人，叫做“吃相难看”。
从字面上就能读懂意思，小口吃东西吃到七八分饱，优雅稳妥；狼吞虎咽恨不得站着夹菜直接送进嘴里了，这种吃相是难看的，吃得太猛还搞不好吃坏肚子，不大划算。
早几年周立波刚刚出头的时候，上海人颇爱他清新可喜幽默适度，一度推崇其为海派文化的代表。这两年周立波越发红了，电视机一打开就是他，选秀节目新闻节目都要去评论，对南北文化差异的调侃也渐渐变为挑衅——吃相难看了，上海人反而不喜欢他了。
这也正好能解释为什么堂堂“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这个称号的归属虽然有争议，但既是写上海，就暂且勉强让复旦得名吧）被称为“白领制造机”，这么多些年来也不见出几个有名堂的企业家，能叫得出名字的，翻来覆去无非郭广昌陈天桥而已。
传说中，99年盛大草创，陈天桥和几个元老蹲点复旦计算机系男生宿舍拉人入伙，全系几乎无人肯去，只有闷头在宿舍里打游戏不勤于找工作的才被说动。说这故事的人假装一脸遗憾，“04年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如果当年入伙搞点股权，怎么样也发达了啊。”
但他的遗憾终究并非发自内心。就在这感叹发生之后不久，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励志段子：98年，马化腾凑了50万创办腾讯，没买房；98年，史玉柱向朋友借了50万搞脑白金，没买房；99年，丁磊用50万创办163，没买房；99年，陈天桥50万创办盛大，没买房；99年，马云凑了50万，注册阿里巴巴，没买房──如果当年他们用50万买房，现在可能贷款没还完。
网友们半是怀着对创业的憧憬半是发泄对房价的愤怒，对这个段子赞誉有加，但在复旦内部bbs上，这个段子却完全没能激起人们的半点儿斗志。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意见是，当年用50万买房的人，100个人里能有99个如今过得还不错，当年用50万创业的人，不知道1000个人里出不出得了一个马云。
这才是更为传统和发自内心的复旦人的想法，不要断了后路，不用背负太多，也不求大富大贵。这座比起吃多少更讲究吃相的城市，对这所大学产生的牵引力，终于生长出了比复旦校训更深入人心的复旦精神——自由而无用。这是会舞文弄墨的大学生们，对上海的实惠生存法则做的一个更为精致的注解。
这里的自由，基本无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含义，而更多是生活甚至生存上的自由。有复旦学者就曾说过，同一个自由，北大是“以天下为己任”，复旦则是“平民化”，而这正好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于是，这座城市才有了每天晚上去虹桥机场报到的爷爷奶奶们，于是才有了住在路中间的徐家人，所以，也才会有2010年11月21日，胶州路大火头七那天，普通上海人送来的铺满整条街的鲜花，一个由居住在上海的学生、白领、生意人……组成的业余交响乐团，正午11时15分在失火大楼对面奏响《圣母颂》。
那段时间里，这首只持续了几分钟的《圣母颂》，成为全中国反复提起的话题。网络上，人们传递着现场拍下的视频。各种版本的《圣母颂》被翻了出来，北京人、杭州人、香港人……“一遍一遍地和上海人一起听”。
·四·
但无可避免的，魔都本身还是随着印钞机开足马力的速度，越发变得吃相难看起来。
陆家嘴继续像吃了发酵粉一样造高楼，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一栋名叫“上海中心”，总高度达632米，是拉斯洛·邬达克（L.E.Hudec）80年前在上海设计的远东第一高楼的六倍高。
远东第一高楼的地位维持了半个世纪，就在不远的20年前，住在南京路附近老房子里的人，还很喜欢晚饭后到这栋高83米、外墙黑漆漆的国际饭店楼下走走路吹吹风，享受抬头数层高数到帽子掉下来了的欢欣。
后来，上海有了420米的金茂大厦，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又马上要有632米的上海中心，穿梭于高楼间的风已经成了完全不能消受的妖风，地面沉降和建筑安全也成了让过路人心慌慌的谈资，毕竟去年，银城路上的时代金融中心已经往下掉过两块幕墙玻璃。
上世纪末，新天地改建工程临近启动，所牵涉到的太平桥地块各里弄居民相继搬迁。在那个大多数人对房价地价还极为懵懂的年代，那些生长在卢湾区腹地的原住民，让出自己的老住所，得到的补偿是一处远在远郊浦东新区三林地块的工房，或是每人四万块钱。
2001年，新天地改建完毕，原先的里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人均消费300元以上的高级餐厅，四万块只够在设计师店里买上几件衣服。这令很多回来探探自己家变成什么样了的老上海人看不懂。他们更不可能明白什么叫做在米其林三星任职过的厨师，也不会知道一家餐厅里的琉璃吧台，竟也会贵得超过他们的全部家当。
任何一个在市中心地段长大的孩子，要寻回儿时玩伴或是回忆，也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早的外滩，即便是最势利的友谊商店，小朋友在夏天还是可以穿得稍微齐整些，就进去孵一下午的空调，还可以顺便偷瞄两眼那些个蓝眼睛高鼻梁，以消磨暑假百无聊赖又燥热难忍的时光。
它存在了45年。2004年6月，也轰然倒塌在一片叫好声中——外观笨重、颜色灰暗的它配不上外滩今日的风骚格调。随后，是外滩3号、外滩6号、外滩18号……一系列比友谊商店洋气得多的名字和辉煌得多的橱窗，绽开笑靥拥抱新贵。
2012年初，离新天地3.5公里远的建业里终于改建完毕，包裹在建筑外面的脚手架开始逐渐卸下，石库门洋房成为带地下车库、最大面积达578平方米的豪门宅第，每平米售价逼近15万。
而在建业里住过的居民们已经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不像第一代新天地移民那样大惊小怪。15万，或者哪怕50万，那都是与他们无关的，属于另一个上海的事情。
也难怪，早在百年前，上海这个城市就和纽约、巴黎、东京一起，分享起“魔都”这个外号。有人将其解释为“摩登之都”，也有人将其解释为“魔幻之都”。但无论怎样，在这座城市充满魔力的浮华背后，始终并行不悖地滋长着自由主义与市民精神。
老市民与新城市的矛盾，或许是所有的大城市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段宿命。但在上海人这里，表现却有所不同。虽然城市越变越庞大，越变越像一只全身贴满钞票的钢筋怪兽，但那些角角落落里，还是有很多上海人，为了能过上自由无用的日子，在做些实惠和讲究吃相的抵抗与挣扎。
更让他们骄傲的是，在这座城市里，这种抵抗和挣扎不仅中看，很多时候居然还很中用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