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为了写《屠杀》这本书，我采访了一百多人。其中一名是外科医生，他正直坦率，有绝佳的声誉。在中国大陆，他对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有亲身的直接了解。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故事。等到8月12日新书发布这一天，他的经历和身份都将公布于世”，中国问题分析家、人权调查员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就他将推出的新书《屠杀》接受反強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采访时说。
葛特曼说，“我提这个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注意力缺失症所困扰的世界。尽管中国的医疗机构七年前就已供认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事，中国问题专家至少在十四年前就已知道，但每三年，英国广播公司都会再度发现这样的事在中国还在发生。
当涉及到摘取良心犯器官这个远远更大的罪行，中国的医疗机构极力否认，那么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我相信这名外科医生将提供这一点。我也相信《屠杀》这本书会给出更多：书中开篇的故事给出了摘取维族和藏族人器官无可辩驳的证据，结尾是深深的不安：我刚刚采访了一名目击者，其证词表明在不到一年前法轮功学员还在因摘取器官被做体检。
我已不抱幻想。即使这些发现不能满足一些怀疑者。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是如何进行的，而是为什么中国领导层要冒这样的风险？他们为什么会犯下如此大规模的的暴行？事实上，这些正是我在书中所调查的中心问题。在十章书中，有六章是关于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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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采访的部分内容：
问：您的新书《屠杀》与此前这方面的书有什么不同？
葛特曼：我尽力给读者足够的空间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看，我是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乔高和麦塔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马修·罗伯逊的开创性报告，还有你们“反強摘器官医生组织”。我们都在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调查。乔高和麦塔斯在他们的《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一书中列出了52点主要的证据，其中许多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文件。这样很好，不同的来源令我们集体的结论更加有力。
任何看过我的文章的人都知道，我发誓我靠的是实地调查和对难民的采访。这是我工作的核心。
问：是什么令到《屠杀》成为必读之作？
葛特曼：我是客观的，但我不会假装自己对受访者无动于衷。他们的挣扎是普遍的，也几乎是永久性的。每一位与我交谈的人，都在内心某处有着灼热的伤痛。他们的故事回答了怀疑者们那个真实存在的、隐藏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在乎？这也是让《屠杀》成为必读之作的原因。
问：您最初怀疑过，是什么让您改变了想法，让您相信良心犯在中国因器官被杀害？
葛特曼：难民的证词。
问：在《国家器官》（State Organs）这本书中，您提到当采访一名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幸存者时，您感到“不寒而栗”，心中的怀疑消失了。能描述一下这个经历吗？
葛特曼：那是一个独特的个人经历，一个我无法完全再现的感受。这名中年妇女在劳教所被做了高度专业化的体检。唯一可能的医学理由是要评估她的肾脏、肝脏、眼角膜，或许还有心脏，看是否可以被用作零售器官。令到她的证词如此可信的原因是：在采访时我并没有在寻找摘取器官的证据，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体检有啥重要。事实上，如果我没有对她进行几个小时的采访，她甚至都不会提体检这件事。对于象我这样的人，这种不经意间的细节是调查中的“金子”，尤其是当时我正怀疑摘取器官可能只是一个不足凭信的故事。
所以，是的，那感觉不寒而栗。但我得承认，因为这个我很快就有了追踪的冲动。
问：有没有特别打动您的故事？
葛特曼：（打动我的）不是单一的证人。真正的寒意是当你在不同的地点——亚洲、澳洲、欧洲、北美得到同样类似的描述，它们来自完全不相关的个体——一名年轻的法轮功男子、一个维族护士、一名藏族喇嘛。于是，必然令怀疑烟消云散。
问：当采访证人或来自中国的前良心犯时，您如何验证他们所说的？
葛特曼：这跟战争时期的调查相类似。验证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程。有时你可以在几个证人之间发现一个共同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劳教所里的经历是独立的。所以你得寻找模式。难民就像战俘一样，他们不知道谁可以信任。
有时我的采访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起初，我几乎没有期待。我装哑巴，让他们倾诉。采访政府官员和警官时，我让他们把我想成是一个愚蠢的西方人。有时我甚至要采用威胁。是的，有技巧，但绝大多数受访者想要说出真相，问题只在于能否建立一个空间，让他们感到足够的安全、足够的自由。如果他们不能达到这种心态，如果阻力太大，该采访只能弃之不用。
我遵循过许多程式，但只有一个真的管用，那就是寻求细节。你被殴打了，那地板是什么颜色的？医生用光检查你的角膜，你可以演示给我看吗？
如果一位证人声称可以提供摘取器官全过程的故事，从逮捕到处理摘取器官后剩下的尸体，那么你就知道这不是真的。密探知道一切，普通人只会知道部分。诚信是一个人的品行，不象在实验室里制造那么容易。在我所遇到的所有人中，从中国的劳教所里出来的难民尤其怀有很大的痛苦、期待和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屠杀》这本书是失败的。它将永远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辜负了他们的牺牲。
在采访的最后，葛特曼说：“面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独特的挑战，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在我的书中没有给出任何政策上的解决之道；在很久以前我就意识到，我在写一本书，不是因为我可以拯救在中国的人，而仅仅是给幸存者们留下些什么。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书不是以提出解决之道来结尾的，而是留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笔。这本书的结局将由每一个人来书写。”
（本文译自“反強摘器官医生组织”4月24日的报道，题为“就其新书《屠杀》采访伊桑·葛特曼”。）
原文：Interview with Ethan Gutmann on His Book The Sl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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