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做开国帝王就容易心理有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元璋的爱民之心还是没有改变的。特别是对农民。他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他还夸俺们中原百姓老实：“中原之民，惟知应役赋税，无负官府。”
可能正是由于知道“农民最苦”且“无负官府”，所以朱元璋对于他的官员还是很有要求的。初即位时即告谕群臣：“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凡有地方官来朝他都要训诫：“天下新定，百姓财力都困乏，象鸟儿刚学飞，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动不得根”。曾经有道士给朱元璋献长生不老的法子，他拒绝了，说：“我所要的是全国人民的长寿和快乐”。
元璋对贪官，那是恨之入骨。《刑律》中有单独的反贪条款，规定：枉法受赃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即处以绞刑。至于那些大贪污犯，元璋干脆对他们剥皮实草。对贪官的恨，就是对百姓的爱。元璋希望手下的官员，人人是清官，那样大明的百姓就有福气了，奈何大明的官员们经受不住封建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袭击，前仆后继的倒在了贪污的阵地上。
这一切决定了朱元璋的信访政策。他亲自撰写并颁行天下的《大诰》规定：“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皆依朕言，必举其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百姓上访众官会刁难的境况，朱元璋也考虑到了，所以《大诰》还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勿得阻当。”
这信访政策若是给我们现在的上访者看了，我倒有些怕他们恨不生在大明朝呢！第一，朱元璋恳请百姓上访，帮他治贪官污吏呢。第二，朱元璋不怕上访人多，愈多愈好，组团他都接待。第三，沿途敢有邀截阻当者，枭！
真他妈的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