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胤禛驾崩，他的第四个儿子弘历于九月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乾隆，是为乾隆皇帝。
弘历文字狱之严酷刻毒，不但超过其父胤禛，而且超过明太祖朱元璋。他最伟大的举措，是于60岁以后发动的深入持久的查缴禁书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19年，其规模声势之浩大，堪称“史无前例”，为中国历代帝王所不及。
禁毁图书，是中国帝王控制人民思想言论，进行文化专制的绝招之一。说到查缴禁毁图书，秦始皇嬴政堪称开山老祖。赢政虽然下达过焚书令，在全国范围查禁焚毁医药、卜筮、种树之外的所有书籍，但那只是一次性的，至于他老人家是否亲自出马，不断煽风点火，把焚书当作一场持之以恒的运动来搞，史书并无记载。秦代以后，虽然也有皇帝干过查禁书籍的勾当，但都只是查禁某人或某一类著作，并未发动全国性的运动。因此就查禁书籍而言，弘历可以称得上是帝王中的帝王。
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是因编纂《四库全书》而发起的。
乾隆中叶，年过花甲的弘历，虽然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卓著，但他并不就此满足，仍想在“稽古右文”方面超迈历代帝王，建下不世之功。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他下诏建立《四库全书》馆，以军机大臣为总裁，翰林院官员任分校，各省相应设立采访遗书总局，各县设有支局，决定在《永乐大典》和宫中藏书的基础上，在全国广征历代遗书，汇编成一部空前的巨典，意在压倒《永乐大典》和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
但是，臣民都被弘历文字狱的屠刀宰怕了，弘历在《四书全书》馆开馆前一年，就曾下过征书诏，征集经史百家与一切有用之书，但响应者寥寥。弘历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于开馆的同时，再下征书诏，向臣民做出不因文字加罪的承诺，并进行威吓：“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三月二十八日《上谕》）并且吩咐地方官采到书籍直接呈进，“不必先行检阅”。
这一招果然很灵。皇帝既然信誓旦旦，不因书中有反动文字而罪及藏书之人，还怕个啥，于是各地官民开始踊跃献书，仅一年多时间，各省献书便达一万多种。然而，随着进呈图书的增多，弘历发现其中不少书中有“违碍”、“悖逆”文字，于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在他的脑瓜中形成——若借征书之举将全国所有“违碍”书籍悉数搜缴，一网打尽，彻底肃清其流毒，岂不是大大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于是，他于三十九年（1774年）突然下诏，令各地官员查缴“违碍”书籍，藏有“违碍”书籍者限期将书缴出，逾其不缴出者，一经发现，与地方官一同治罪。并自食其言，指斥地方官在进呈遗书时不检查其中有无“违碍”文字。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查缴禁书运动，自此逐渐展开。
运动的重点，是查缴“明末季造野史”与“国初伪妄诗文”，凡是敌视清王朝及其统治者、容易激发汉人民族感情的作品，以及记载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的历史的诗文笔记与一切形式的文字，包括方志、谱牒、碑文等等，都在查禁之列。此外内容与孔孟程朱学说唱反调的、已经被清廷治罪之人的著作，也要查禁。各地查缴的禁书，密封之后专程送交军机处或《四库全书》馆处理，或全书销毁，或删除其中部分字句，又称“全毁”与“抽毁”。
查缴禁书运动使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了高峰。弘历阴谋、阳谋并施，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使运动不断升级。
百姓见朝廷将征书一变而为查缴禁书，又畏惧起来，故运动发起之初，士民响应并不热烈，数月过去，各地官员大多没有什么收获。这年十一月，广东地方官查出已故学者、抗清志士屈大均的《翁山文外》一书，收藏者是他的两个族人。屈大均已经死去70多年，而《翁山文外》早在雍正朝已列为禁书。屈氏的后人，一个是文盲，一个略识文字，没把老祖宗的书当回事，只是无意中把书收了几十年。地方官本着宁严勿宽的办案宗旨，按大逆律拟将屈大均开棺戮尸，藏书者斩首。
弘历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把此案当作典型来抓，为了引诱百姓缴书，兑现“不罪藏书之人”的承诺，宣布屈大均及其后人不予治罪，以取信于天下，并严厉责备各地查缴不力的官员，颁旨重申不加罪藏书之家。这一招大见成效，各地查缴禁书运动蓬勃展开，仅江西一省，两年中就查缴“违碍”书籍8000余部，江西巡抚海成因此得到弘历的嘉奖。不过该家伙第二年就因王锡侯《字贯》一案查办不力而被治罪。
江西新昌（今江西宜丰）学究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问题不少，且不易查检，竟突发奇想，要自己重编一本高水平的字典，他用了数年时间，另编了一部《字贯》，并刊印行世。为了提高此书的品位，王锡侯在书首列出了20多位显达人士的名单。他另著有其他著作，也请名士作序。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与王锡侯因祖坟位置争执结仇的王泷南，向官府控告王锡侯私自删改《康熙字典》，贬毁钦定之书。江西巡抚海成将《字贯》查缴，审阅之后，觉得作者书中并无“违碍”内容，关于皇帝的庙讳、御名，完全按照官方的规定教人如何避讳，便将此书上缴，并上奏说此书“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仅拟革除举人功名。不料，弘历看了《字贯》，却认为其中大有问题，特别是作者将庙讳、御名用字直接印出，仅作一般的缺笔处理，而没有按照严格的析字法，即将用字拆开书写。传谕称：“此实大逆不道，为从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并怒斥海成“天良尽昧”、“双目无珠”，不久便将其革职治罪。这个头一年还因查缴禁书卖力而受到主子嘉奖的家伙，竟因一时善心发现而沦为阶下囚。王锡侯被法司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弘历改为斩立决，其子孙原判斩立决的改为斩监候，其妻媳男童配给功臣之家为奴。江西多位地方官员因失察罪被革职、降级。为王锡侯作序的人活着的革职，死去的免治罪。至于他的《字贯》与其他诗文著作，当然是一律销毁。
王锡侯一案纯属冤案，从弘历对此案的处置，可以看出他对文字吹求之严荷。类似这样的冤案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介绍。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历借徐述夔诗案再掀运动高潮。
徐述夔是江苏东台县举人，生前爱吟诗作赋，著有《一柱楼诗集》。徐述夔死后，其子徐怀祖整理父亲的遗作，刊印成书，并将著名诗人沈德潜为父亲作的传记置于书首，从此埋下祸根。此前，当地一个名叫蔡嘉树的监生，曾将田地卖给徐家，多年后想要赎回。这时徐怀祖已死，其子徐食田不答应，两家因此结怨。蔡嘉树为了泄愤，扬言要告发徐家藏匿“逆书”，徐食田得知，立即将《诗集》呈交县衙。蔡嘉树并未罢休，先后到县衙和江苏布政使衙门揭发徐家私藏禁书。布政使陶易见蔡树嘉举止猥琐，又与徐家有田地纠纷，认为他是挟怨诬告，将他移交扬州府治罪。有人听说《一柱楼诗集》是逆书，赶紧将家藏的一本诗集呈交江苏学政刘墉。刘墉看了诗集，觉得其中确有问题，当即逮捕徐食田等人，并上奏朝廷。
弘历得书，亲自审阅，结果这桩未引起陶易重视的案件，引起了弘历的重视，戏剧性的变化随之发生。弘历仔细审阅此书，发现诗集中多“悖逆”之句，如“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等等。弘历大为震怒，在他看来，“大明天子”自然是指明朝皇帝，而“壶儿”的谐音则是“胡儿”，是骂满人，而“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则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校订诗作的徐首发和沈成濯，合起来就是头发被剃光的意思，弘历认为“必因为逆犯校书后，始行更改此名”，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其为逆党显然”。而当他接到陶易等地方官办案经过的奏报后，更加恼怒，但恼怒过后，却觉得这是一个再掀查缴禁书高潮的由头。于是他不顾以前颁布的：收藏禁书之人凡在限期内自动呈缴者免予治罪的承诺，决定拿徐述夔诗集案大做文章。他命人详查徐述夔所有著作，将其孙徐食田等有关案犯押送京师，并将“宽纵案犯”的江苏布政使陶易解到京师，一并治罪。
一干人犯全部解到京师之后，弘历开始作出处置。他首先强调此案的严重性：“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一柱楼诗集》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谕示法司予以重判。案件审理结束后，徐述夔、徐怀祖父子判开棺戮尸，枭首示众；收藏“逆诗”的徐食田、徐食书兄弟、校对“逆诗”的徐首发、沈成濯等人判监斩候，秋后处决；徐氏亲属发配边远，为诗集作序的毛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之外；办案不力的陶易判监斩候（不久死于狱中），扬州知府谢启昆革职戍边，东台知县涂跃龙杖一百，判徒刑三年。徐述夔的所有著作概行搜缴。诗人沈德潜生前官至礼部侍郎，是弘历的诗友，君臣关系非同一般，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悫，入祀贤良祠。只因为徐述夔作传，也受株连，死后的官爵、谥号被追夺，墓碑被砸毁，牌位也被撤出贤良祠。皇帝一翻脸，别说什么诗友文朋，即使是亲兄弟，也照样要治罪。沈德潜幸亏已死，若是活着，恐怕也要极刑加身。
私藏逆书者被判重罪，办案不力的地方官员也受到严惩，自此以后，各地官员无不奋力查缴“违碍”书籍，办案无不从严从重，不顾冤滥，一时间战果辉煌。
徐述夔诗案结束后，弘历再次下诏，规定在两年之内交出禁书者不予追究，两年后查出藏有禁书者从重治罪。这当然又是“阳谋”，目的是为了引蛇出洞，诱骗士民交出禁书，谁若相信皇帝的鬼话，真的交出所谓“违碍”书籍，该砍头的仍要砍头。
湖南临湘县的沈荣英，家中藏有两本诗赋杂记，书名分别为《硕果录》、《介寿词》，为沈荣英之父沈大绶生前所著。沈大绶于乾隆四十一年死去。查缴禁书运动开始后，沈荣英找出父亲的遗着翻阅，看出有官方所说的“违碍”文字，但一时不敢交出，后来他见皇帝一再下诏，承诺在限期内自动交出者不予治罪，便于徐述夔诗案结束后两个月，也即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自动把书呈交官府。地方官见书中“怨谤狂悖”之处不少，不敢怠慢，立即上奏朝廷。弘历命湖南巡抚李湖查办此案，最后依“大逆律”，将沈大绶开棺戮尸，其兄弟子侄十多人斩首，他们的妻女及16岁以下男童，皆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其实沈荣英完全可以将书一烧了事，但由于他相信皇帝老爷的承诺而使全家十多人丧生。死于弘历“阳谋”的人当然不止沈荣英一家，皇帝的流氓手段让百姓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要受骗上当，脑瓜落地。
弘历为加大运动力度，不断惩处所谓“办案不力”的官员，一些省、府要员被弘历加上“失察”、“办理不力”、“有意徇纵”等罪名而革职、降级、甚至判处死刑，使得各地官员人人自危，在办案过程中，瞪大眼睛吹毛求疵，任意穿凿附会，上纲上线，惟恐放过一本“违碍”书籍，加上有些酷吏为了讨主子欢心，办案时无限上纲，穷索滥捕，结果造成不少冤案。而一部书被定为“违碍”书籍，朝廷必下令进行全国性的搜缴，各地官员指挥军吏，四处查抄，百姓屡受惊扰，惶恐无宁日。
乾隆末年，朝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年逾80的弘历渐渐倦于政事，无心再搞文字狱，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这场史无前例、规模空前、长达19年的的查缴禁书运动终于结束。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时十年，终于大功告成，全书共75000余卷，收入书籍3400余种，此书的编纂，在整理、保存中国古籍经典、传承历史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但随征集书籍而发起的查缴禁书运动，却对文化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是中国文献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据学者统计，19年间，清廷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余块，民间害怕获罪而偷偷烧毁的书籍和书板不计其数。前文所说的“抽毁”，除删除“违碍”文字之外，为了使古籍不留天窗，文字连贯，奉旨编纂的人员不得填补一些字句，结果使收入的古籍文字混乱，一些章节段落真伪难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学者任松如先生在《四库全书答问》一书的序言中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编纂《全书》与查缴禁书运动所带来的灾难的总结。
清朝文字狱，是中国古代文字狱的顶峰，使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可谓是清代文人学者的真切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