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研究显示，人均GDP增长“放缓”的门槛（俗称“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其一是在人均GDP介乎10000至11000美元之间，另一则是在15000至16000美元之间。中国会掉进哪一个？
年来商界有一句话，已经耳熟能详：大陆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局，问题是会不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不过，这句话要说得有意思，先要讲清楚何谓放缓、何谓中等收入。
研究“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等收入陷阱”最深入的一位学者，是加州大学巴克莱校区经济系的Barry Eichengreen教授。本文主要引用的两篇经济论文，都是他和高丽大学的D.Park和亚洲开发银行的K.Shin合写。两篇文章，一篇是“再论增长减速：中等收入陷阱新观察”，是对50年来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甚或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最新实证研究（下称E2013）；另一篇是“高增长经济放缓：国际实例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是观察中国大陆十多年来经济增长之余的概括（下称E2011）【注1】。
短时期的增幅下跌，不等于“经济增长放缓”；上述两篇论文用的“放缓”（加括号）标准是：“连续7年的人均GDP（PPP）增长平均高于3.5%，其后连续7年的平均值下跌超过两个百分点”。按此定义，若以2008年为前后分界点，则如果大陆今年的人均GDP增幅不比去年高的话，“放缓”就成为事实。看现在大陆GDP的走势，再考虑今年北京放松了一些政策，估计今年人均GDP增幅比去年低，已经无可避免【注2】。
“中等收入”的定义有多种。世界银行认为，以2010年的美元购买力计，人均GDP大约处于1000至12000美元的地区，都算中等收入；那是一个阔得很的“万用”定义。上述E2013的最新研究结果，提供了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中等收入”定义。
到了拐点掉进陷阱
2013 年之前的几个研究结果显示，当发展中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6540美元（2005年的美元；下同），该地区就容易出现符合上述定义的增幅“放缓”、人均GDP数字裹足不前。换句话说，在人均GDP 16540美元的门槛水平附近，就是十多年来经济学界里常常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上述最新的E2013研究，利用了45个国家和地区的239个事例，所得出的结果显示，最多出现人均GDP增长“放缓”的门槛，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其一是在人均GDP在10000至11000美元之间，另一则是在15000至16000美元之间。
这个发现，提供了一个很自然的“中等收入”定义，那就是处于人均GDP在10000美元及16000美元这两个门槛之间的所有人均GDP水平。这个“中等收入区间”的头尾两端，就是两个不同的“收入陷阱”，很多国家的人均GDP达到这两个门槛的时候，增长都会放缓。前者（人均GDP 10000美元）可视为较低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差不多要跨进中等收入水平之时所遇到的障碍；后者（人均GDP 16000美元）则可理解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快要成熟、即将跨进高收入经济行列之时所遇到的障碍。
还有一点要注意，人均GDP增长在上述两个门槛水平“放缓”，其实不一定等于掉进“收入陷阱”。如果人均GDP年增幅是放缓到高于发达国的平均稳定水平，则可跨过“陷阱”。反之，如果人均GDP增长放缓到接近0的稳定水平，即算是掉进了“收入陷阱”。
为什么经济发展常会遇到障碍？上述两个不同的“收入陷阱”出现的一般原因又是什么？
大家知道，经济生产有两个要素，就是劳动力和资本。一般而言，这两个元素都包含一定的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而言，大部分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低，是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在发展的初阶，大量廉价劳动力集中在农村；经济逐步发展，这些廉价劳动力便逐步流入城市的工商业环节，令城市的实质工资保持在相当稳定的低水平。
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衰竭，城市的实质工资便会显著上升，工商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企业投资于是萎缩，最终令经济增幅放缓，出现所谓的“路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如果人口老化得早，“路易斯拐点”便在比较低的人均GDP水平出现，即所谓“未富先老”。
若经济能够克服廉价劳动力衰竭的问题而仍然相当旺盛地增长，则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遇上另外一个困难：所有能够从外国引进或模仿的技术，都已经利用到了极限，再发展，须靠自身的科研实力。各国的发展经验显示，这个障碍，最通常是在一国的工业劳工占总就业人口的23%，或其人均GDP达到最发达国的58%的时候出现（见E2011第4节）。
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经济到了“路易斯拐点”，就容易掉进第一个“收入陷阱”；及后，如果再遇到科技瓶颈，即自身无法研发高科技，又难以从外国买得或引进那些高科技的话，便会掉进第二个“收入陷阱”。
“放缓”4个常见因素
不同的国家在什么人均GDP水平“放缓”，甚或掉进一个“收入陷阱”，会因各自的经济特点而有所分别。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现时处于什么境地呢？
注意：去年，大陆的人均GDP约为9100美元。另外，上面说过，若大陆今年的人均GDP增幅为0或负值的话，经济增长“放缓”便成为事实。据此，E2011认为，中国大陆可能比一般国家更早便得面对处于人均GDP 16540美元附近的增长“放缓”（亦即在人均GDP仅仅达到10000美元的偏低水平之前就“放缓”）。
但是，有了后来的E2013新发现，更贴切的理解应该是：中国大陆正在经历增长“放缓”，无疑就是卡在人均GDP为10000美元那个门槛上面了；换句话说，大陆的经济，很可能是在从较低收入水平跨进中等收入水平之时，未能避开第一个路障！这个理解，与几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认定大陆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路易斯拐点”是吻合的。尤甚者，如果大陆人均GDP增幅继续按过去6、7年来的速度下跌（平均一年跌1个百分点左右），则大陆经济几年之后便会掉进上述较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分界线（人均GDP为10000美元）上面的那个“陷阱”而难以继续提升。
有些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曾出现增幅“放缓”，更没有掉进“收入陷阱”。
不过，Eichengreen等人早在E2011发表之前─即2010年或更早的时候，便已经认定大陆经济会出现前述意义上的“放缓”，而当时大陆经济还是处于“奇迹的黄金时段”。然则，这些经济学家当时是根据什么观察，认定大陆经济很快会“放缓”呢？
E2011作的分析如下：
根据41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87个先例可知，导致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增长“放缓”的最常见因素有四个。其一是先前的GDP增幅太高，无以为继（即一般说的“不可持续发展”），这种超高速发展，通常都是不正常政策催谷的结果，例如以牺牲环境卫生换取发展速度。其二是汇率长期低于市场自然均衡水平；此必然是政策产物，一般原因是为了有利本国产品出口，后遗症很严重，包括造成过分依赖外国消费带动本国增长、出口环节投资偏高，及后的调整困难等。其三是人口老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上升；这不一定是政策产物，但在不少东亚国家里却是。其四是私人消费占GDP比率长期偏低；这既可以是经济自然结构，也可以是政策产物。这四方面的因素，于近十多年大陆经济里都十分明显。
E2011更进一步利用各国先例，推算出大陆的这四个因素各自引致人均GDP增长“放缓”的或然率：
‧大陆于2008年之前的超高速GDP增幅，比其他同程度发展国家平均高出5个百分点。这个因素令大陆人均GDP增长“放缓”的或然率比那些国家高出33个百分点，达71%。
‧大陆2010年的人民币汇率按一般估算，低于当时市场自然均衡水平的46%，致令大陆人均GDP增长“放缓”的或然率提高了49个百分点，至71%。
‧大陆的私人消费占GDP比率为48%，导致其人均GDP增长“放缓”的或然率达到73%（其他国家的数据显示，私人消费占GDP的64%者，最能避免人均GDP增长“放缓”─其或然率仅为16%）。
‧大陆人口中的“老年抚养比”于2000年之后已高于10，即平均每100名15至64岁的适龄劳动者要负担10以上的65岁或以上的长者（2012年的“老年抚养比”已升至12）。这个因素令大陆人均GDP增长“放缓”的或然率高达77%。
人均GDP放缓无可避免
也就是说，大陆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严重得令其“人均GDP增长放缓”的或然率超过70%。那么，四个因素一起发挥作用的话，“放缓”就几乎无可避免。
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数据不会说谎。如果懂得看什么数据、知道如何以之推理的话，则判断长远经济发展路途上会出那些状况，通常不会太离谱。
【注1】两篇论文分别是“Growth Slowdowns Redux：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见；“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见。
【注2】这里引用了下列网址提供的大陆各年人均GDP ppp数据。.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