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1989年5月，当中国宣布戒严令后，香港亲共报纸《文汇报》的主编金尧如及其他最高层编辑做出了在社论处“开天窗”的决定，以示抗议。在这片空白处，简单地印着“痛心疾首！”
今年3月29日，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出席了在香港纪念金尧如一年一度的“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会”。钱钢的发言讲述了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坎坷之路。以下是他的发言，题为“六四以来的中国媒体”。
朋友们：
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已有25年。当时我在北京，是《解放军报》的一名记者。那个春天，我被卷入了事件中。
那年4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面临被解职，因为该报胆敢刊登了一篇悼念胡耀邦逝世的文章。出于个人决定，我给钦本立发了一封电报以示支持。电报说“历史的荣誉属于你钦本立，你是中国言论自由的先驱”。
5月份学生们开始了绝食，我和一个朋友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他们。因为这两件事，我被免职，并在后来的清洗中被开除出军队。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香港《文汇报》的主编金尧如。那时尧如开着辆旧卡车，满北京到处转，去采访学生，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我还敦促自己在《解放军报》的记者团队要向尧如学习，他是专业新闻的典范。
已经25年了。自“六四事件”后，中国的记者们又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艰难道路上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主持人邀请我谈谈在过去25年中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里面有如此多的挫折，还有如此多的变化。请允许我用十分钟来描绘历史上这一时期的一个简单草图。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与争取言论自由密切相关的有五个因素。它们是：政治权力、新闻媒体、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和公民社会。我们可以更简洁地称之为：权力、媒体、市场、技术和公民。
在邓小平时代，当时只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权力和媒体。在江泽民时代，有三个：权力、媒体和市场。而在胡锦涛时代，技术和公民也加入进来。
在经济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权力吞噬了媒体。所有报纸都一个样，一个声音，媒体仅仅是专制主义的工具。经济改革后，有了一些专业性和自主观念的回归。在1980年代政治改革浪潮中，曾有过相应的推动新闻改革。
当时的媒体都是党的媒体。媒体被权力所控制，但是又在寻求自己的一种自治。媒体经常被权力迫使说谎，但它们又力图讲出真相。游戏与挣扎标志着那个时代。
1989年春天，随着亲民主运动聚集了力量，一些记者公开喊出要言论自由。那时，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虽然已开始了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实验，如北京的《经济周刊》，但这些只是萌芽。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商业媒体，比如在街边出售的那些小报，但我们远远没有任何的媒体市场。
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时期，对媒体而言是个短暂的蜜月期。那些巴望言论自由的媒体人立即采取了行动。这期间带来了象《南方周末》和《财经》杂志这些媒体的兴起。权力和媒体的二维结构变成了权力-媒体-市场的三维结构。
事实上，江泽民的那句“闷声发大财”可以用到共产党的新闻政策中来。在此期间，政治权力与媒体和市场的关系、结盟很模糊。当然，党要媒体老老实实，但也希望媒体能为它产生利润。
在江泽民时代，权贵资本主义疯狂发展。那些寻求言论自由的媒体人用市场化作武器来抵抗政治权力，而且他们发现权力和市场往往是锁定在一起的。权力需要市场，市场畏惧权力，有时资本愿意听从权力，甚至与权力手牵手来控制和打压媒体。
但是在江泽民时代，出现了互联网。当然，直到胡锦涛时代，人们才真正开始感受到互联网的力量。
当胡锦涛2002年秋天上台后，互联网已是一个活跃的空间，主要的平台是商业性新闻门户网站、聊天室和新闻文章后的留言部分。大约在胡锦涛第一个任期（2002至2007年）的中途出现了博客，并出现了关于“公民记者”潜在影响力的讨论。
很多突发性故事是由市民首先在网上报道的（当局不允许互联网门户网站拥有自己的新闻团队）。我们通常是通过网上的“人肉搜索”来曝光腐败官员。互联网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多样化空间，在网上各种观点都可能被放大。
大约在胡锦涛第二个任期（2007至2012年）中段，微博在网上兴起。在胡任期的最后时段，出现了微信。在中国，越来越多人在使用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过去，印刷报纸、制作广播和电视节目，所需的成本很高。现在制作新闻的门槛被推得越来越低。“我的媒体”时代已经到来。现在分享图片和视频比以往容易得多。对于政治权力和资本，这是一场挑战。信息技术的最终受益者是全体公民。
在胡锦涛统治的十年中，公民社会稳步发展。当然，这不归功于领导层，而是归功于反抗壁垒的公民们不断的努力。民间运动和新媒体之间相遇产生的风暴云，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着天气。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权力-媒体-市场-技术-公民这五维结构所带来的变化。
信息技术已动摇了传统媒体，如报纸和杂志。与此同时也创造出了无数的新媒体。在媒体市场上，互联网已占绝对优势。在互联网公司中，大玩家是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象新浪和腾讯。他们的财务结构方面与党和政府的媒体完全不同。信息技术与媒体市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成为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
对于传统媒体，这些是艰难的时刻。一方面，他们面临着来自新闻审查制度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来自新媒体激烈、无情的竞争。很多良心记者仍在传统媒体里工作。同时，许多专业记者已从报纸和杂志中游离出来，为推动自由寻找新的机遇。
我们可以预期，公民和民间社会将成为进一步变革的催化剂。在争取自身权益及公平正义当中，公民们也必须为争取信息开放和不会因言治罪而抗争。这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不用说，在互联网上你所看到的至少有一半是不真实的。在我们这个价值观沉沦的时代，发现无良媒体和无良记者并不奇怪。
针对媒体糟糕的职业操守，最佳的平衡因素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权要求媒体为其行为负责，及追寻真相。事实上，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记者在参与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他们与公民一起，寻求言论自由，有经验的记者已利用互联网来挑战新闻报道中的障碍。有时，他们取得进展，有时他们受到无情的审查。
在中国，负责控制舆论的官员们都清楚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六四”后的25年中，市场、技术和公民已迫使政治权力改变其旧的控制系统。目前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巨大资源用于利用和控制媒体市场和信息技术，压制公民社会。他们的期望是要利用市场和技术来推进党自身的目标，来加强党自身的出版物、网站和媒体集团的影响力。他们掌握着在任何时候清除网上任何“声音”的权力。在2013年下半年，随着习近平谈到“舆论斗争”，中国的互联网遭遇严冬。微博遭受的打击至今仍未复原。
言论自由，哪里是出路？我想，与其用乐观或悲观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行动来回答。我们应该把自己投入目前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中。
最具决定性的变化很可能来自于市场、技术和公民的行动。2014年不是1989年。试想一下，如果那时我们有互联网，如果那时就有Twitter、Facebook、微博和微信，如果已经存在像我们现在成熟的民间组织，那么事情是否会不一样？我们不屈服于猜想。但未来，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
在过去的25年中，通往言论自由的路一直崎岖曲折。坦率地说，这二十五年我们没走多远。但我已看到了有如此多的记者和如此多的网络写手，他们一直在努力，即使他们的博客“被和谐”，即使他们遭受虐待甚至被拘禁，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战斗。他们继续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信仰。
因此，关于实现言论自由，关于真正实现中国宪法第35条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
谢谢大家！
（以上译文略有删节）
原文链接：The press in China since June 4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