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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跟着冯仑,再说说“在商言商”

2014,看来人们仍然不想让“在商言商”这个词儿冷却。

“在商言商”的原意,本是说商家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站在商家的立场上谈问题,以商业的方式解决问题,使交易降低成本,使交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

“在商言商”在不同的语境下,含义还有这样、那样的扩展和延伸。

一如,清末民初,商人的经济实力、思想意识较以往都有了新的显着发展,商人自身组织程度大为增强,商会开始以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崭新姿态登上社会舞台,商人的时代使命感应运而生,由此受到各界瞩目。清政府为维护统治,一方面实施振兴工商、奖励实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商会和商人的行动限制在商务范围之内,不允许商人干预地方政务,过问国家内政外交。清商部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明确规定,且三令五申,告诫商会“会议之内凡所论断,一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并特别强调对这一规定当“一丝不容稍溢……恪遵定章,认真经理”。

再如,这句话常被用在商人与熟人做生意时,强调在商业活动中人和人的交往以商业上的事情为主,不要掺杂和考虑太多的私人感情,甚至被作为生意的“前提”提出来。

在2013年的语境里,“在商言商”毋庸置疑已经变成了“企业家”或称商人不说官方和权力不愿意、不高兴听的话。由此引发的那场争论无论相关人士怎么说,也离开了“在商言商”的原意。

到了2014开年,冯仑又把它扩展成“商人不做商人之外的事情”,特别强调商人要守本分,本本分分地说话,本本分分行事儿。为了加深受教诲者的印象,冯仑还不惜在公共言说中使用了这样的说法:“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和2013年初在亚布力论坛上关于企业家——小媳妇的提法以及言说风格一以贯之,冯仑在这篇在各个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访谈中,用男人、女人、男厕所、男澡堂等等不厌其烦,不忌下作地教导企业家和商人守住本分。这倒是和当下今上不忌以抓捕、审判王功权教训企业家守住本分唱着一个调调儿。令人瞠目的是冯仑还特意说到“在小潘的生日上,我们没有提及王功权,因为当天有很多人。王功权的事情我也是在媒体上看到的,并没有持续关注,我的精力主要在生意上。”看到这些言说和表白,不知道人们还认识不认识那个十几年热心公益,和权力保持距离,坚持公共言说的冯仑。

我们注意到,冯仑在这篇访谈中是把“企业家”和“商人”混用的。“媒体和公知不能绑架”的是“企业家”,“不能做商人以外的事情”的是“商人”。我难以分辨冯仑是要把这两个实际上不同义的词分辨开来,还是要混搭下去。我只是感到这根底里有一层意思是“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

冯仑们的确已经把姿势摆放得很低、很低,已经低到了张爱玲提到过的“泥土里”,低到了污了贵体、脏了华服的浑水里,低到了让官家放心,让自己也睡得着觉的地界儿里;为了低得到位,姿势也已经很是难看,难看到会令你的来日、你的后人难堪。呜呼哀哉,何至于此!

我们不禁想问,2013、2014,以及冯仑们似乎已经预见到了的2015、2016,2017,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会发生什么,竟然使得荣耀了不下二十年,经营这份荣耀不下二十年的冯仑们做这样的选择和牺牲。

2013,我们头顶的这片天空,确实阴晴不定,雾霾霭霭,可是难道真遮得住阳光普照,清风拂面;2013,我们脚下的这片水域,确实沉渣泛起,浊浪再现,可是难道真挡得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说到冯仑们的“成功”与“荣耀”,它源于30年来的开放、改革、进步,源于30年来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趋势与逻辑,来自他们作为行动者自身的勇气、担当、创造和努力。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形成今天这样的能力,展示了值得期待的未来。柳传志、王石、任志强、冯仑、李彦宏、马云、王健林、刘永好等等、等等,还有在关押中的王功权,一个长长名单,一个耀眼的英雄榜,他们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脊梁,是撑起这座大夏的柱石。

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和平转型,你们和你们代表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群体,及其所代表的不断发展着的工商文明,是多么重要的支撑。

——这个阶层和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获得了财务自由的人。财务自由,是一个人心灵自由、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自由选择的基础,中国社会从前一个30年,到后一个30年,再到今后的30年,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对原有体制的人身依附,获得了财务自由的人们,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创造能力的建设者,成为理性、善意、包容,懂得妥协和宽恕的公民。我们的社会从文革中走出来,所有的背负还没有放下,应有的切割还没有完成,后一个30年,也许还包括下一个30年,我们都还需要为在某个“拐点”上彻底告别那个体制,完成切割,实现和平转型创造条件,而其中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造就越来越多拥有了财务自由,有能力拒绝依附这个体制的人。30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在财富创造、税收缴纳、就业分担上贡献举足轻重的民营工商阶层。工商业主再加上职业经理人在人数上也应该是不低于几千万人了。这些有了基本财务自由的人,在精神上是不断努力,摆脱蒙昧,拒绝恐惧,克服惯性赢得自由,独立地站立起来,还是长跪不起,拒绝担当,逃之夭夭,决定着这个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方式、进程、前途和代价。

——这个阶层和群体为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确立和维护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和这个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和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拥有同一的向度,同质的价值诉求。中国大陆30年来的瘸腿改革,步履艰难,一摇三晃,走走停停,时进时退,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获得的每一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都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创造和建设。有个企业家朋友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空间是自己拳打脚踢地拱出来的。环境不好、条件恶劣、风险超大,一直以来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哪个商家不愿意心无旁骛地做自己选择的事情,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在商言商”。但这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有制度保障的。当这些条件和保障不具备、不成熟,当市场、当商家所必需拥有的平等、自由、法制严重缺位,这些条件和保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当下今上赐予的,一定是在市场活动、商业活动的参与者的博弈和努力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不是“在商言商”而是为了实现踏踏实实“在商言商”而言政、参政、建政的过程。在中国面对未来的建设中,已经形成规模的工商阶层是市场经济及其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体制建构和社会发育的重要建设力量。而他们的建设就是他们对自身人身权利、私有产权的维护,对市场经营环境的不断优化,就是为保卫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制度进行的理性博弈,就是他们越来越对“人大代表”当真,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法律修订、制定的活动中去。

刚刚出炉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洋洋洒洒60条,其中透露出的最重要信息就是博弈格局的形成,博弈时代的到来,人们自己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切努力将汇聚成流。路确实还很长,但原本如此;所有努力,点滴积累,但仍在令人振奋的大时代里。如果冯仑们曾经拥有,现在还实际拥有着成功、辉煌、资源、影响,也还不打算离场、移民,即使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是不是起码不要如此不堪的自我精神矮化,如此怯懦地拒绝担当。更不该竖着这样的牌坊,高扬这样的旗子。冯仑说,“媒体和公知不要绑架企业家”,这可又从何谈起!冯仑说的“媒体”不过是数量、影响一直受限的市场化媒体,冯仑说的公知不过是被权力和民粹严重污名化,一盘散沙状的学人和“大v”,有什么力量绑架企业家?不过是一些说法、做法挑战了你们尚存的良知而已,让你们不很舒服而已。其实,大可不必,不如继续努力,打点良知,封装深埋,不让它打扰你的睡眠,破坏你的心境也就是了。昔日朋友,请务必珍重,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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