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拥挤上火车逃离上海，一位抱孩子的少妇焦急地在火车下不知所措，这可能是最后一趟诺亚方舟。
尽管对自己所受的官方教育多有微词，但有一个观点我是至今赞同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但近来读书的经验又告诉我，千万不要夸大“人民革命”在改朝换代中的作用——即使他们为生存而战士气高昂，官军因政治腐败而士气低落，但由于双方在训练、装备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如统治阶层的分裂、外敌入侵、外部干预等介入的话，这些“人民革命”往往难逃悲剧命运，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历史上多如牛毛的中小规模的农民反抗。项羽刘邦起义的胜利得益于六国旧贵族势力的趁机复辟（项羽叔侄本身楚国旧贵族之后），隋末农民起义埋葬隋王朝的关键是李渊、王世充、宇文化及等故隋地方势力的割据，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把宣统赶下台，袁世凯的“投机革命”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明朝与其说亡于李自成张献忠之手，毋宁说亡于满清之手。唯一推翻旧王朝的是元末红巾军及朱元璋的起义，但其中民族矛盾的因素不可忽视。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李渊、袁世凯之流“投机革命”是民意压迫的结果，但这不正好也说明，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人民群众，在改朝换代中所起的间接作用也许更大，效果更好？因此，在很多时候，人民起义只是敲响了独裁者的丧钟，从独裁者阵营里分化出来的“投机者”，或者说“顺应时势者”，才是独裁者的直接埋葬者。这一点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更清楚，当时北洋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中的汉口和汉阳，武昌也是指日可下，革命形势一时风雨飘摇，但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却带来了清帝退位的戏剧性结局。
笔者无意贬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也无意诋毁革命的伟大作用，而是厘清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人民群众一盘散沙的特点，注定在高度精密的国家机器面前是无力的。近现代社会，民间和官府在装备及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民众在专制国家机器面前的无力感更加明显。想单纯靠暴力革命颠覆一个现代国家机器，根本不可能——面对独裁者的坦克、飞机、大炮、机关枪，手无寸铁的群众除了血流成河恐怕再没有好的结局。正是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印度圣雄甘地才号召民众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不是人民起义。
反过来，作为现代条件下的农民战争，1949年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国民党的现代国家，必有其特殊的内外部因素起了作用。
然而，几十年来，在胜利者的文本里，关于这一革命的描述是单纯的，具体表现为四个神话：一是“真理神话”，即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形式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有它指导，革命无往而不胜。二是“领导神话”，党伟大，领袖英明，这是革命胜利的坚实保证。三是“人民拥护神话”。所谓“人民群众的力量无穷的”，其实，很多时候，当权者未必相信他们的这些宣传，他们的目的是要论证他们的胜利是由于“人民选择”或“历史选择”。四是“小米加步枪神话”，即革命胜利完全是“独立自主”，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国民党。著名“红歌”《游击队之歌》中有几句将这个观点说得很形象：“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诸如“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之类的说法广为流布。与蒋介石以“卖国”得到大量美援相比，似乎共产党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得到的只是斯大林的“错误干涉”，如王明左倾中央的建立，李德的瞎指挥，第二次国共内战时的“不许革命”等。
这四个神话互为表里：前三个神话是后一个神话的因，后一个神话是前三个神话的果，又反过来可以为前三个神话提供“有力的证据”。正如官方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苏式革命实践，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发达国家列宁主义政党的日益没落，以及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共产党“武装包围城市”道路的彻底破产等，已经可以充分证明前三个神话的神话性质。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打算对它们展开讨论。这里仅以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的新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为主要文献依据，对流传已久的“小米加步枪神话”作一简要探讨。
在我心目中，杨奎松教授是中国少有的几位具有独立立场的现当代历史学家，其学术成果的客观性、可读性远非某些御用史家所能比。在该书的“再版序”中，杨教授称：“从（该书初版的）1991年到今天，……我一直还是把这本书看成是我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原因看法的一本书”（1，“再版序”P2）。他的主要看法是什么呢？“序”和“再版序”中讲得很清楚，“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国际环境的产物”（1，“序”P1），“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在“序”和“再版序”里，杨教授一再申明，他同时重视中国革命的外因和内因，即“毗邻苏联的作用”和“毛泽东的个人作用”（1，“再版序”P3-4）。但他又指出：“又因为实在感觉到传统的中共党史离开了国际背景讲成功，太不真实”（1，“再版序”P1），所以他的这一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外因决定论”，重点在强调“毗邻苏联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神话流布太广了，太“深入人心”了，要解构它必须依靠足够的史料和充分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些矫枉过正也在所难免。
尽管从上大学开始，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对革命题材的历史读物充满兴趣——心态则有一个从崇敬到怀疑到批判的一个过程，自以为对革命史的了解不下于一个专业研究者，但杨教授的这本书还是给了我醍醐灌顶的强烈体验，重重内幕令我不止一次地目瞪口呆，感慨大发，在书页空白处批注的一些文字。再由这些文字生发出了这篇《“卢布”与革命》。我不敢说有什么创造，它只是一篇读后感。
一、人造的革命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人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的欧美发达国家爆发。但列宁却违背马克思的这一“客观真理”，在生产力远远落后的俄国，利用其出众的谋略，发起了一场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如人造花永远不会有自然花的芳香和灵性一样，人造的革命也永远不会将人民送上幸福的康庄大道。列宁这一人造的革命，不仅导致斯大林时期几千万人死亡的大肃反，还带来长期的专制、特权和腐败，最终落了个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俄罗斯宪政绕了个百年大弯的悲剧。
与同时期的俄国相比，中国的社会更是落后，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工业发展刚刚起步，工人阶级极其弱小。一直以来最常见的说法，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仅有2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4亿多人的200分之一（也许是考虑到这个份额太低，最新推出的《中共党史》第一卷上册在承认200万产业工人的同时，又将无产阶级的人数扩大20倍，即所谓“非产业工人”4000万，这个数字不仅包括苦力运输工人，甚至还包括传统上不被看成工人阶级的手工业工人〈通常称为个体手工业者〉、农业雇工〈通常称为雇农〉、商业和金融业的职工〈通常称为店员〉，凑数的痕迹十分明显）（2，P25-26）。虽然绝对数字不算太小，但在统计学上，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比例。这一小得可怜的数字和比例，意味着中共成立的阶级基础是极其薄弱的。
杨奎松指出，即使在中共宣称代表的产业工人中，直接在其影响下的人数也极为有限。在中国，最早开始做工人运动的，一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国民党人。像广州的产业工人，长期以来就是被组织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里面的。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个工会就互不相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两派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中共1927年12月举行反抗国民党的广州暴动，机器工会的工人还在国民党的组织下，积极参加了镇压行动。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是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3）。
因此，从所谓“阶级基础”来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人造革命。这一人造革命，从外部来说，是列宁及其第三国际为了推进“世界革命”，大力扶持的结果；从内部来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时的混乱（现在从转型国家的一般规律来看，这种混乱是在所难免的，如20世纪末期东欧、苏联也经过了大致十年的转型混乱期），加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刺激，一些激进青年（通常所谓的“先进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感到失望和怀疑，听信了苏俄所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之类的宣传，向东方找真理，实际是病急乱投医。如果说苏俄革命是一个早产儿（姑且承认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极端落后的中国发生的苏式革命，恐怕只能算是一个尚未孕育成形的受精卵，被一些性急的人从母体中取出来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就曾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称：“（中国）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8；4，P18）。
正因为如此，国共决裂以后，中共虽然一心要学习苏俄的“城市暴动”模式，但经历南昌、广州等一系列城市暴动的惨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示范下，终于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工人阶级政党”最终却蜕变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领导起了一场现代农民战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农民不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现在看来，工人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这一论断也是十分可疑的），而且在长期专制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之下，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再加上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极权主义，两者的结合决定了中国社会在1949年以来的重大波折和灾难。
关于苏俄在中共成立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即使一向宣传“历史选择”的官方史书现在也不讳言，但关于“卢布”在这个成立时只有56个党员的小党（1，P56）初期生存与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却避而不谈。这显然不是直面历史的态度。
据统计，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初兴政党政治，信奉各种主义和宗旨的党派政团一时多达300多个（5，P34）。仅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就有民国初年成立的中国工党、中国社会党（约比中共成立早10年），和1920年初成立的另一个中国社会党。1920-1922年，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组建的那个中国共产党外，中国至少出现过六个自称共产主义的组织或政党（就像现在刚刚取消反共禁令的台湾一样），即1920年3月12日在四川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时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共产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这个党在“权威”学者金冲及的《20世纪中国史纲》中也有简要介绍，见该书〈民间版〉P81），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共产党。此外还有张东荪等人在1930年代组建的国家社会党（1946年易名民主社会党）等。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在阶级基础，还是在理论主张上，似乎和陈李之党没有多少差别，陈李之党所具有的“先进性”，它们也应该具有。更何况，工党、社会党的历史更悠久，主张更温和，更易于被工人与社会主流所接受，更具有发展、壮大的可能性——一般规律，在社会党、共产党并存的欧美国家（包括日本），社会党一般比共产党强大。
然而，这些党派最终都昙花一现，只有陈李组建的那个党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或“人民利益的代表”。原因何在？因为陈李之党有一个它们都不具备的优势——“卢布”。可以肯定，没有“卢布”，这个小党注定也会为历史的洪流所湮没。因为党要发行刊物、散发传单和宣传品宣传他们的主张，要组织各种活动、集会，开办工人夜校，处于地下的领导们还要冒充阔佬住在上海租界，这些都需要大量经费，而中共早期党员半数为学生，半数为教授、编辑和小学教师，中共成立后多成为没有固定收入的职业革命家。中共三大结束后，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信曾提到，党现有党员四百二十名，多数党员没有职业，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8）。如果没有苏俄提供的大量“卢布”，甭说开展革命活动，就连组织维持下去都成问题。
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维经斯基回国，中共早期组织一时间因经费无着几告瘫痪。当时留在上海代理支部书记的李汉俊告诉包惠僧：“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连车票15元竟然也需要一位青年团员赞助。1921年11月，李达记述，还是因为经费问题，李汉俊与陈独秀闹起了意见，撂了挑子，只得由李达自己担任上海支部书记。经费问题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难题（8）。陈独秀曾在给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说，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及1923年上半年，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活动经费16655和15000元，而中共除在1921年自筹到1000余元外，再无其它任何进项（1，P30-32）。在三大上，陈独秀还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头8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平均每月约1875元。而这个时候，工人运动之类的经费，莫斯科通常还是单独支付的，每月大约在1500元左右。此外还有一些数目不等的临时“专项经费”。1924年，党得到的“经常费”（即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月均3000元。1925年预算每月“经常费”2250元，从4月起增至3650元，平均每月3300元。1926年以后，不仅工运费，而且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也与党的经常费用分开提供，因而得款数量大增，每月当不少于万元，比预算超出甚多。1927年的“经常费”原定每月1.5万元，实际上平均每月收到3万元以上。1928至1932年每月预算更是在5万元左右。1927年以后，每年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就在几十万上下（如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所得的款项为3万元，秋收起义1万元，广州起义及善后近10万）。1929年，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交的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就高达100万元！（6，P587-591）
这种援助一直伴随中共革命的全过程。1936年6月，红军甫抵陕北，架起由林彪堂兄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莫斯科带回的大功率电台（原来的电台在溃退过程中丢失损坏），由华裔苏共党员刘长胜带回密码，终于与莫斯科恢复失去已久的联系。中共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求国际“每月帮助我们300万元”，并提供飞机、重炮、高射机枪、步枪、子弹等。12月2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要求苏联有关部门在拨出200万卢布外，再拨出50万美元援助中共。1938年，共产国际援助中共50万美元。7月，王稼祥由苏归国，带回30万美元。1941年7月7月，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8）。
正因为认识到“卢布”在其革命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陈独秀等人很早就得出结论：“中国彻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1，P34-35）。毛泽东也公开在党内宣称：“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1，P42）。
二、“傍大腕”的“包办婚姻”
虽然有“卢布”的强力支持，但陈李之党的早期发展并不顺利。1920到1921年，一年的时间，她招募到的党员只有56人；1921年到1922年，也只扩大到197人（1，P42）。如此缓慢的发展速度显然是与党改天换地的宏大目标和共产国际的迫切需要不一致的。正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女要迅速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个“捷径”就是当小蜜，傍大腕或大款。在“望女成凤”的“慈母”一手策划（“包办婚姻”）下，幼年的陈李之党也“嫁入了豪门”，这个“豪门”就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国内外拥有崇高声望，且有“注名党籍之党员，为数二十余万”的国民党。
尽管“岳母”、“女儿”和“老姑爷”都是革命党，然而他们的革命旨趣却大相径庭，这就决定了这桩婚姻是一桩基于利益，而不是“爱情”的“婚姻”，最终很可能以悲剧收场，不是小蜜成为豪门的新主宰，就是被大老婆或其他老婆谋害，或被卖到风月场。
说这桩“婚姻”基于利益，而不是“爱情”，是因为无论是“岳母”（因是“包办婚姻”，“女儿”要听“岳母”的）还是“姑爷”，都没把对方当作唯一的“联姻”对象，甚至连优先对象的都不是——苏俄更感兴趣的是与北方直系新锐吴佩孚的合作，他们称赞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华民族精神超阶级的代言人”，认为中国要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支由吴佩孚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军队，以消除国内的军阀割据状态，并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的支柱。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而吴佩孚当时被人们广泛认为是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人。1922年6月，与吴佩孚合作的陈炯明发动兵变驱逐孙中山时，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甚至在《真理报》上发文，称赞陈为“革命的督军，本省的爱国者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仇敌”，指责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同盟使自己与日本站到了一起，因而遭到了陈的反对。而在孙中山看来，势力更大的美英日本才是最值得依赖的靠山，与苏俄这样的国际弃儿结盟无异于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与美英日等列强为敌。在国内，从1921年底开始，孙就与得到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合作反对吴佩孚，而苏俄在远东的死敌正是日本。因此，孙对苏俄联合吴佩孚的政策表示愤慨，而苏俄政府发言人则公开指责孙与张作霖的同盟是“邪恶的联盟”，说孙这样做是“冒险主义、走回头路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6，P65-66，70-71）。
这一对几乎成为敌人的“岳母”和“姑爷”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为1921年6月，俄军公然出兵中国领土蒙古，7月攻占库伦，遭到吴佩孚主导的北京政府的抗议。1922年7月开始，双方进行谈判，由于北京政府在中东路、外蒙古和庚子赔款等问题上坚不让步，致双方关系破裂，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6，P68-73）。孙也未能从英美那里得到实质性的支持，陈炯明反戈一击，令孙氏的革命事业再次陷入困境。于是，此前一直三心二意的这一对“岳母”和“姑爷”终于走到一起，在“姑爷”在中东路、外蒙古和庚子赔款等问题上全面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两者建立起了联姻关系。本来，根据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的两次对华宣言，苏俄承诺放弃沙俄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和各种特权，可是根据《孙文越飞宣言》，这些承诺事实上都随风吹了，连苏军驻扎控制蒙古分立事实上也得到了承认（6，P78-82）。作为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时他已经内外交困，如不抓住苏俄这最后一根稻草，别说“革命”，恐怕连国民党的生存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他还有多少资本可以和未来的“岳母”讨价还价呢？而且，作为杨奎松所谓的“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者”，孙在国家主权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已不是第一次：为了扳倒袁世凯，1914年孙致函日本首相，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条件是“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提出中日盟约十一条，退让程度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走得更远；1918年，为了获得日本财阀的支持，他提出向日本租让满蒙的建议；1922年“北伐”前夕，他与日本“日华林矿工业公司”达成密约，以海南岛、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为条件，换取日方的军事及资金援助（7）。
因此，国共这一对“夫妻”一开始就没有多少“爱情”（共同的革命理想）可言。正如杨教授所言：“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本质上仍是一种利害关系，其最初相互利用的成分明显要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在与苏联结盟问题上，孙中山根本还是基于一种谋略的考虑”（1，P52）。他希望学习苏俄“先进的”以党治国理论，更关键的是获得“卢布”，即苏俄的金钱与军事援助，建立党军，实现其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上还是属于英美式的宪政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孙氏对他的三民主义一向自负，自命为中国上帝式的“先知先觉”。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俄代表越飞达成《孙文越飞宣言》，在宣言中他坚决要求写上：“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与此同时，孙还与英国以及港英当局接触，谋求支持。
对于苏俄而言，它是要借重国民党抗衡英、美，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推动中国的共产革命。而共产主义政党的最终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这决定了它们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正如张闻天后来所说的，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明天反对资产阶级（《洛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5月，转引自1，P349）。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方案（即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就明确地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并不因此获得解放，且资产阶级一旦革命成功，必定会迅速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故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就应当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并准备对付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养成真正实力，一方面为“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像俄国一样，会“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即刻成功”（1，P43）。文件最后引用的成例是，1917年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二月革命，从国外归国的列宁4月初就提出《四月提纲》，宣称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半年后“十月革命”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傍大腕（款）”的游戏中，“傍”的一方总是希望双方平起平坐，如关系平等，财产均分等，而被“傍”的一方，尤其是其前妻的子女对此往往是不以为然的，于是少不了一番争吵。一开始，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居的孙中山是看不上力量弱小的共产党的，他只愿意与苏俄合作，后来虽然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了，但坚决反对两党的平等合作，只愿意让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内，让其党人溶解于国民党的汪洋之中。1922年，共产国际代表正式向中共提出双方的“党内合作”方案，但遭到陈独秀等中共领导的激烈反对。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去函，明确提出6条“反对的理由”，包括宗旨不同，政策主义不相容，国民党形象太差，内部矛盾甚多，且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可能容纳其意见且假以权柄”。8月底的西湖会议上，陈独秀等人因为不得不“遵守共产国际决议”，勉强改变态度。然而这之后，直到下台前夕，陈独秀仍不断通过各种会议发言、写信、写报告等形式申明自己反对这种“党内合作”，前后多达7次：1922年11月、1924年7月13日、9月7日、10月10日、1925年10月、1926年6月、7月和1927年6月15日，最后一次已是他下台前夕（6，P112-115）。但俄共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早已认定这种“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经济不能自立的“女儿”如何抗得过供养她的“慈母”的意旨？当然，“慈母”也绝不是只会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共党人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要求在国民党内“组成从属自己的团体”，进而“组成核心”，为国民党必然的分裂作好准备。它甚至明确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927年4月初，斯大林又提出了著名的“挤柠檬汁”策略，将越来越难操控的蒋介石视作“挤干之后就把它扔掉”的“柠檬”。中共在其文件中也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组成中共党团，以便“努力站到国民党中心地位”，即“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弹，她又告诫党员：“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因为要统一行动，他们经常进行一些秘密集会（1，P47-48，75-76；4，P5）。
新人还未拜堂，“女儿”与“岳母”就存有这种心态，这场“婚姻”如何不会充满算计与冲突，如何不会以悲剧收场？
由于共产国际顾问（其实是“卢布”）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的特殊作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很快成为国民党内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并进入到其最高层。1924年1月下旬的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虽仅占国民党在册人数的3%，出席大会的人数却占到总人数的10%左右。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中共党员所占人数达到全体委员的25%。在大会后产生的中央党部7个部中，中共党员又占据了2个部和3个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并且在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共产党人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同为中央执委常委），加上鲍罗廷的顾问身份，共产党方面在国民党的决策层中，自然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全国许多重要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组建工作先后落入共产党手中，从而使直隶、湖南、湖北、浙江、山西、江西等地的地方党部，均为共产党或亲共人士所掌握。就连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亦有部分国民党支部为共产党人所左右（1，P74-75）。
对于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政策，许多国民党人一开始就心存疑虑。1922年11月29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责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时常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于此似可见“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4，P28）。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党部占据众多要津的现实，更令许多国民党员忧心忡忡，一时，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跨党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两党在中央和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纠纷不断。1924年6月，谢持、居正、张继和邓泽如等人提出《弹劾共党案》，指责中共不顾国民党党义，公开承认北京政府（1924年5月31日，苏联不顾国民党的抗议，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互相承认，一向唯苏俄马首是瞻的中共表态支持，要求承认蒙古人民有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利，李大钊等党人还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支持苏军驻兵蒙古），以及在国民党内秘密组织党团活动。各地国民党也纷纷集会，一时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就有2000人之多。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讨论弹劾共党案时，相关提案竟达34件之多。为了避免事态闹大，影响他的“联俄联共”大业，孙中山不得不开除了在广州反共十分活跃的老党员冯自由（4，P43-46，52）。
表面上看起来，在这件事上孙“联俄联共”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且官方史书长期也津津乐道于他的“三大政策”，但从国民党一大后他任命对共产党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为监察委员，并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的行动；当刘成禺、冯自由等人召集华侨和各省党员秘密集会商议对付共产党问题，鲍罗廷要求孙严厉申斥时，孙只是询问和开导而已。显然，他对苏俄和中共并不是没有戒心的。孙中山还曾明确地告诉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因此，苏俄及中共关于孙中山的估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1924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的一次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称其为“国民党左派”，短短一两个月后，陈独秀就给维经斯基写信，说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如果孙中山不在“恰当的时间”逝世了，随着国共矛盾的逐渐加深，在维经斯基、陈独秀们眼里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右派”也未可知（4，P40，29，38，49）。
那么，通常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又是谁呢？维经斯基在前述讲话中说，我们的同志（即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实为“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同国民党右派之争”。陈独秀说，“（国民党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4，P38，49）。
与“国民党左派”这个伪概念相比，“国民党右派”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人们慑于其权威还不得不有所克制，孙中山逝世后，公开的“右派”团体层出不穷。从1925年3月冯自由等人在北京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唐绍仪在上海组织的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团体，到11月正式形成的以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人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再到本来为“左派”的戴季陶（曾参加中共建党活动，后退出）、蒋介石、汪精卫纷纷走上分共、反共道路。1927年，因为如何对待共产党而分裂为上海（西山会议派）、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三个中央的国民党各派，在走上共同的反共道路后又很快合流，这说明大革命后期的反共决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而是整个国民党的集体意志，是国民党人对苏俄和中共“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邓泽如语）的反抗。应当承认，邓泽如、冯自由、邹鲁、谢持、居正以及戴季陶等老党员，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国民党的耿耿忠诚，是一种救党护党之举。到了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应将汪氏后期的投日卖国与“7•15”以及早年刺杀清朝摄政王的行为区别开来），以及冯玉祥、朱培德、李济深等人，更多地是或主动或被动地顺应党内越来越强烈的分共、清共呼声。
官方史书提到“4•12”、“7•15”时，用的比较多的一词是“背叛革命”，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大惑不解的说辞——大革命的领导核心是国民党，大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国民党蒋介石1927年后仍在进行国民革命，共产党却改换了苏维埃革命或共产革命的旗帜，到头来怎么国民党反成了“革命”的叛徒了呢？所谓“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令人莫名其妙，正如前文所言，孙中山接受这场“包办婚姻”本来就出于一种功利目的，而且他从来也没有成为死心塌地的“左派”，如果他能活到北伐成功，是否成为中国的凯末尔也未可知；再说，“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哪个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处于更核心的地位呢？如果说“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那么曾为国民党“左派”的那些人后来用马列主义取代三民主义，将孙中山亲自创建的中华民国推翻又该如何说呢？说蒋介石们“背叛”“反帝反封建”也似是而非。正如官方史书所叙述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是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共推动下提出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人，包括孙中山的真实意愿还是个问号。即便是“反帝反封建”，在公开申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孙中山口里，和苏俄、中共口里，含义也有很大差别。比如，苏联算不算“帝国主义？至少在蒋介石的词典里算的，他称之为“红色帝国主义”（几十年后，苏联终于被与之翻了脸的毛泽东称为“社会帝国主义”），事实上，苏联和日本，是20世纪两个对中国危害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蒋介石既抗日又反苏，比起某些人的只抗日，却甘做苏联走卒，哪个“反帝”更彻底呢？况且，作为一个即将在全国掌权的政党，国民党对外与英、美、德等国家合作（事实上，八国联军战争之后，英、美、德等国基本上再没有对中国大的侵略行径，利用这些国家与日、苏之间的矛盾来折冲尊俎，这有何不可？），对内摒弃充满暴戾之气的阶级斗争，如实行“二五减租”而不是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而所谓“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地主、分田地，表面上很痛快，1949年以后更发展成拆城墙、破四旧、批孔批儒，另一方面，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大搞大一统、乾纲独断、文字狱、个人崇拜、人身依附、等级森严等封建的东西；在国际上，“唯我独革”、“两个拳头打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成为自外于国际社会的“另类”。如果不怀党派偏见和成王败寇的逻辑，哪个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呢？
当然，蒋介石国民党也不是无辜的，他最大的罪过是驱逐了苏俄势力，却秉承苏俄的“一党专政”，迟迟不肯还政于民，血腥镇压共产党等异己，最后因腐败丧尽民心，丢掉江山，使中国更进一步偏离现代宪政民主的大路，陷进极权主义的深潭。
这话可能扯得有点远了，还回到国共的“包办婚姻”上去。就在国民党人同仇敌忾，反共气氛日益激烈的时候，一度希望缓和两党矛盾的共产党人及其苏俄“母亲”也越来越变得强硬起来。最突出地表现在工农运动的日益左倾上。在北伐军占领的两湖地区，城市里建立了工会，开展罢工，要求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工资待遇，有的还成立武装工人纠察队，“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农村里组织农民协会，对“土豪劣绅”开展阶级斗争，甚至动员农民抗租抗税。为了动员老实巴脚，习惯于上下尊卑的农民起来造反，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易起来。是要用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农民才得起来”（4，P192）。因此，农协无视法纪，乱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对工农运动的恐惧和反感。
本来，由于孙中山也有“平均地权”、“扶助农工”之类的主张，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并非对工农运动一味打压和排斥——对蒋介石在整个北伐时期关于“扶助农工”的言论，官方史书简单地斥之“反革命两面派”，这实际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蒋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他还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起草土地法，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对于农民利益，须与保护；农民运动，须与扶持”；直到1927年初，还公开声称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民”，“很盼望农民同志，有自觉的精神，快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作革命的后盾”（4，P154-155）。但作为执政者，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人士有个底线，即工农运动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危及社会的稳定，不能影响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从共产党的角度，发动工农运动，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地位，确实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过于激进的革命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生产的萧条，导致国民政府财政困难，军饷无着进而影响前方士气；收回汉口、九江租界虽大长了民族士气，但也增加了列强干涉的危险。更为要命的是，北伐军军官许多都出身农村的富豪家庭，即使出身贫寒的，也往往发迹后在家买田置地，成为新豪绅，因此，农民协会狂热的“革命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侵害的是北伐军军官及其家属的利益。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中的信中承认：“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即许克祥马日事变）就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4，P217-218）。这一点，就连毛泽东也不讳言，但他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根本在于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协会是在哥老会的把握之下，完全不听指挥。对照苏维埃时期、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屡屡出现的“红色恐怖”，这种说词是很难服人的。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充满暴戾之气的革命理论和用流氓、痞子做“先锋”的革命策略。
北伐军人在前方流血卖命，他们在后方的家属却被“革命”，被“阶级斗争”，被抄家被乱捕滥杀，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会知道要发生什么。中下级官兵的情绪自然会影响到高级军官。这也是为什么“4•12”政变后，“叛变”的“反动军官”会那么多：先是独立十四师夏斗寅，后是何键35军33团长许克祥，再后来就是更高级的。唐生智就曾讲过，他支持工农运动，但他的军官们不同意，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如果现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这种趋势不改变的话，他将很难管住军队（4，P204）。刚刚受到苏联倾力支援的冯玉祥（见下文）也在其日记中写道：“（共产党鼓动）一般党员，借打倒土豪劣绅，提倡劳工神圣为口号，煽惑工人殴打厂主，店员殴打店主，每日除开会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外别无他事，以致工厂、商店相继倒闭”，造成“任意破坏秩序，杀害人民，没收财产，以致稍有资产者逃避一空”（4，P220）。而冯玉祥、朱培德、唐生智、何键这些人则构成了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权力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汪会如何做，稍有政治常识的人不难得出结论。
正在这时，莫斯科的“慈母”却给中共发来密电，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4，P217）。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又愚蠢地将这封密电拿给汪精卫看。于是，汪由“左派”变成“右派”，实行“清共”，国共的“婚姻”终因血腥悲剧收场
但从另一方面说，1921年，共产党的人数为56人，1922年197人，1923年5月也不足250人，然而由于“傍”上了名门，到1927年，一度发展到6万多人，虽经国民党血腥屠杀，还余1万多人（另一说，5万多人剩下0.7万人）。在和国民党一番恩怨情仇后，她已不是那个藉藉无名的穷丫头片子（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党），而一跃成为一位名动四方的淑女名媛（全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在国内的主要敌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结局可悲，但共产党在这桩“包办婚姻”中还是收获不小的，“傍大腕”策略取得相当的成功。
上海一月风暴，1967
三、“卢布”的魔用
应当承认，国民党在这桩“婚姻”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并不少于中共，甚至还要更多。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反袁、护法屡遭失败，十余年一事无成，如果没有与苏俄、中共的合作，恐怕早已被南北军阀边缘化了。国共合作后，“卢布”（包括经费和军备）立即源源而来。据各种资料的粗略统计，苏联援助国民党的武器，就有步枪近4万支，机枪190挺，大炮24门，掷弹筒50支，飞机15架，子弹3600万发，炮弹4000发，军刀1000把，刺刀千把等。此外，还有大批军事顾问，黄埔军校教官等，就连黄埔军校也是苏联花270万卢布帮助建立的。国民党还用苏方提供的1000万元的准备金借款建立了自己的银行，甚至广州政府的中央财政计划、国民运动预算，国民党中央各部职员的工资，都是苏联支付的（1，P120，P67）。正是由于这些“卢布”的巨大作用，国民党军才势如破竹，在短短两三年内打倒了北洋军阀，统一了中国。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国共分裂后蒋介石仍能取得“二期北伐”的胜利，说明工农运动所起的作用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卢布”的巨大作用还体现在北方冯玉祥国民军的崛起上。据统计，从1925年3月到1926年10月，仅一年半时间苏联就向冯部提供步枪59357支，机枪230挺，各种大炮60门，迫击炮18门，飞机3架，手榴弹1万枚，步枪子弹6970万发，军刀4000把，火焰喷射器10支，还派出大批军事顾问。这就使得冯玉祥国民军虽处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境地，仍能愈战愈强，迅速壮大起来（1，P121）。
当然，斯大林最信任、最愿意援助还是自己的“嫡亲女儿”，只是苦于他们僻处江西山区地区，不得其便罢了。江西根据地失陷后，中共“北上抗日”的一个真实目的，就是希望背靠苏联，获得苏援。这时的毛泽东多次谋划：“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争取开辟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1，P322，332）。为了打通“国际线路”（当然还有其它不便出口的原因），中共甚至牺牲了两万多西路军将士的性命。
这就不难理解，1945年8月8日，苏军突然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而国军又远在西南，第一次有了面对面地获得“慈母”支持的可能时，毛泽东和中共为什么会迫不及待地从各根据地抽调10万大军“闯关东”了。这时的东北是权力的真空，从14年日本殖民统治解放出来的东北人民爱国热情高涨，便于组织，失去靠山的伪军和地方武装也极易收编，于是，东北共军像滚雪球一样急速扩大。8月中旬，各地的中共部队开始挺进东北。进入9月以后，中共进入东北的军队已由最初的2000人发展到4.6万人；到10月初，不计正在路上兼程“闯关东”的部队，全东北的共军已有近8万人之多，河北承德至山海关一线也有万人（1，P472，476），膨胀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9月5日，冀热辽的曾克林部2000余人抵达沈阳，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曾克林为首的沈阳卫戍司令部。据曾克林后来回忆，部队进驻沈阳后，苏军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守。他组织部队拉炮拉武器，“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还有156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10底，临撤退之际，苏军先后向中共军队提供了一些坦克和汽车，移交了在南满的部分日军武器弹药仓库和兵工厂。11月2、5、6日，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他们已接收沈阳兵工厂全部设备，并控制了大批物质。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600挺机枪、800万发子弹、15万枚手榴弹、2万件大衣、3万双皮鞋运往急需要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因可以到东北领到武器，许多去东北的部队奉命将武器交给原根据地，徒手去东北）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12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讯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12月初，苏军还从旅顺和朝鲜向中共提供了“近万步枪，百挺机枪”。同时，因为苏军提供了40余架飞机，中共东北局已决定要成立航空学校（1，P472，478、479）。
不过，斯大林战后初期的思路是通过与美英妥协的方式维护其在《雅尔塔协定》中攫取的外蒙和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苏俄1919-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早已成了屁话），为此他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迫毛泽东到重庆与政府谈判，甚至要求中共学习“法国的经验”，走和平民主的道路——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对此坚决抵制，毛曾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时，苏军虽对东北的中共部队也有支持，但比较克制和隐蔽，以免刺激美蒋，且随着与国民政府的矛盾冲突而时有反复。然而，蒋介石对“红色帝国主义”的戒心是根深蒂固的，他担心苏联人赖在东北不走，更担心苏联人借机扶持中共割据东北，于是，借助美国就成了必然的选择。1946年2月，因发生“校场口惨案”，国民党为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借着美英公布雅尔塔秘密协定，苏联通过秘密协定攫取东北特殊权益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机发动反苏大游行。斯大林“被迫”转变政策，通过倾力援助中共来保护自己在东北的特殊权益。
4月20日，在哈尔滨的高岗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交涉送10万步枪、1万挺轻重机枪，1千门炮”。5月中旬，经一个多月苦战，林彪被迫弃守四平，部队伤亡近2万人，元气大伤。危急时刻，苏军将日本关东军留在北满的一部分武器弹药提供给林彪部队，其中大部分是重武器，包括坦克、大炮之类。在东北局军工部长何长工的指挥下，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除此之外，林彪部撤到北满后，还征用了8000多名日本籍的医生、护士组建军医院，同时，还大量利用日本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其他军事技术人员，组建自己的军工厂、航空学校和炮兵学校（多年来，我们被告诉最多的是蒋介石聘请战犯冈村宁茨当自己的军事顾问）。中共军队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起了坦克、大炮、飞机，还拥有当时最现代化的军医院、军工厂和军事学校，不仅战斗力得到质的提升，后勤保障也极为强大（1，P508、509）。从1946年开始，苏联政府就派来了包括前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首的大批工程专家，帮助修复了10000多公里的铁道和120多座桥梁，这就大大提高了解放军的运输能力——看看“史诗影片”《大决战•辽沈战役》，我们对此会有更生动的理解。
总的来说，当时东北解放军接收的武器装备有：900架飞机、700辆坦克、3700多门各种大炮、将近12000挺机关枪，680个弹药库（还有位于北韩的前日军弹药库的全部弹药，大约有2000多车皮），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数目不详的苏制武器和苏军缴获的德军武器。另外还有国军一直未能染指的北满（约50万平方公里），以及连接北满、南满的北朝鲜这个“隐蔽的后方”（9，P260；19，P27）。这一数据亦可得到时任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回忆的证实（10，P825）。
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林彪的部队很快恢复了生气，并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不过半年，退入北满的中共部队就由十几万人发展到46万人，1947年夏天达到73万人，1948年底更是发展到105万人，编成12个纵队（相当于军），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个坦克团（1，P505）。
不仅东北，山东等根据地也得到了驻朝鲜苏军经南满辽东军区运来的大量军火。据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第一批运送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均秘密由安东（今吉林丹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陈毅的部队。6月，驻朝苏军又向山东提供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这种大批量的武器运送一直持续到8月份，仅7月15日到8月7日，就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万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8月中旬，由于受到负责东北局后勤工作的萧劲光的“干扰”——他要求驻朝苏军向东满运送弹药，向山东运送弹药的工作一度停止，但由于“华北战事激烈，弹药极缺”，在中共中央的干预下，很快又得以恢复。肖华很快组织南运了炮弹火药3500箱，并从辽东军区炮兵团的炮弹中抽出2000发山炮弹和50万发子弹运去山东。苏军得知关内战事弹药极缺的消息后，也马上从图们较交给中共100多节火车皮的弹药，紧急援助中共。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各种枪炮等已全部运抵安东，其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承受。为此，在辽东军区的要求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胶东区委很快组织了数十艘较大型的汽船前往安东往返运输，所运物资除少数转运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外，大部分运往临沂集中。后因安东10月25日失守，辽东部队主力和伤病员全部在苏军接应下撤入朝鲜，此一运输通道亦被切断（1，P507-508）。
从1946年12月开始，苏方还通过贸易机构直接向中共提供物资。仅在1947年，苏方就向中共华北和东北根据地提供了价值15100万卢布的各种武器、设备、战略材料和工业。1948年间，更达到33540万卢布。1949年又增长为42060万卢布（另一说，1947年，9300万卢布，1948年，15100卢布，1949年，20500万卢布）（1，P508）。
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国共双方在关内再度开打（实际上，内战从1945年9月的上党战役一直就没消停过，但为了坐实“蒋介石发动内战”，内战爆发被定为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由于得到了关外源源不断输送的武器弹药，几个月时间内中共在华北地区就已歼灭国民党军二三十个旅。这时，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的彭德怀最感兴奋的，就是部队在“技术上提高了，装备加强了，炮兵增多了”，因而“士气高涨了”。共军作战并不感到弹药紧张，蒋介石的家当却越打越少，“美日武器用掉了大部”（1，509）。
多年来“美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之类说法在官方史书中广为传播。据1945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以赠予和借贷方式给予国民党中国的援助总数约达20亿美元（按1950年的汇率，约80亿卢布）……，除这些赠予和借贷外，美国政府还曾以大量军用与民用的战时剩余物质卖给中国政府，其采买原价总值在10亿美元以上，而通过协议美国政府所取偿的只有2.32亿美元”（11，P40-41）。这些援助虽多，但并非所有的都用于军事用途，如1948年4月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4.63亿美元对华援助，仅有1.25亿是军事援助，其余作为购买食品、原料及复兴建设用途，而苏方的援助（总数目尚待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研究），基本上却都是军事援助。
而且，与美援比起来，苏援还有如下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苏联毗邻东北，而美国却在重洋之外。第二，苏联是极权国家，斯大林一言九鼎，普通干部和群众不得与闻，更无权对外交置喙，（正如今天，如何对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自有我们伟大的领导们“代表人民”说了算），而美国却是民主制国家，对外援助需经过国会两院听证和表决。例如前述美国4.63亿美元对华援助，1948年初，国民政府就派团去美国游说，2月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请求国会通过5.7亿美元，直到4月1日才被通过，数额也变成了4.63亿，还要求“确实若干方法，监督此项基金的使用”，具体做法是由中方提出购买物品的清单，说明用途，经美国审查后予以拨付，以免无谓消耗或贪污中饱，7月3日，中美才在南京签订双边协定……直到民国倾覆，此项援助的金额尚未使用完毕。这里，极权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高效率”。
尤为不容忽视的是，苏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大片根据地（仅国军从未染指的北满根据地就约50万平方公里），其重要价值是很难用美元来衡量的——如果苏军没有占领东北，而日军是不会向中共投降的，中共要独霸东北，并组建百万东北解放军，恐怕是天方夜潭；如此，不说三大战役的两个（辽沈、平津）无从谈起，而且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将成为国军稳固的后方，那么，“解放战争”的历史恐怕就要彻底重写了。
总之，“扶持打内战”的不止美国一家，而且被刻意抹煞的“北极熊”的作用未必就比“山姆大叔”小——细细研究当时历史，要“打内战”的恐怕也不止蒋介石一人，如果换成二战后势力还要大得多（相对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法共、意共，蒋介石就是想“打内战”恐怕也打不起来。两个同样信奉列宁主义的政党（只有嫡庶之别）争斗的结局，只能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张东荪所谓的“换朝代”，而不是“开辟新生产天地”的革命（12，P266-268），离胜利者当时打出的民主、自由、联合政府之类旗号更不可以道里计。
四、“卢布”的代价
在高举“反帝”旗帜的官方叙事那里，似乎苏俄从来都是与“帝国主义”无缘的，至多是“大国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但考察苏俄（苏联）20世纪的所作所为，那么她不仅是典型的，而且是最残暴最反动的帝国主义之一，她对内专制镇压，如列宁时期的“红色恐怖”，斯大林时期的大肃反。关于苏维埃时期蒙难的总人数，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1923到1953年被判刑人数即超过4100万人。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前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认为，苏维埃政权时期，因政治原因被处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2500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国内战争和1930年代死于饥饿的1000余万人（13，P42-47）。她对外侵略扩张成性，如伙同德国瓜分波兰（1939年9月17日）并制造血腥的卡廷森林惨案（1940年4月），发动对芬兰战争并割让芬兰领土（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3日），吞并波罗的海三国（1940年6月）、侵占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1940年6月）。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侵略事件均发生在法西斯横行欧洲大陆之际，所以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4；15，P7-8，17）。此外，二战后期在德国占领区和中国东北大规模强奸妇女（堪比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性暴行）、控制东欧卫星国（最典型的是对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的镇压），直到侵略阿富汗——以上还不包括下文专门提到的对中国的侵略。她对外侵略扩张的疯狂劲丝毫不输于老沙皇政权，对内镇压的残暴性更是远远超过后者。这样劣迹斑斑的政权，放眼整个20世纪，恐怕德、意、日法西斯也难出其右。早在1934年，世界著名心理学家、1904年诺贝尔奖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就指出：“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13，P43）。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政权，它从并不宽裕的国库中拿出大把大把的卢布向国外挥撒，难道真的是因为“国际主义”，为了“解放全人类”？
早在1924年3月14日，访苏归国的蒋介石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就指出：“彼（指苏俄）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2年后，蒋又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访苏后）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还称中共是苏俄的“螟蛉子”（义子）。还在另一本著作《反共抗俄基本论》中称中共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6，P95-96，510）。现代著名作家梁实秋也说：“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中共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16）。
从史实来看，这二人的话显然不是诬蔑。首先，中共早期在组织上并不是独立的，这一点，现在即使官方叙事也不讳言。早在1922年7月16-23日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通过了《关于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丧失自主地位，成为别人的走卒，任谁都不会乐意，一开始多数中共领导人都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尤其是个性极强的陈独秀。据包惠僧回忆，1921年9月，陈独秀曾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此事展开激烈的争论，“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陈独秀还撂挑子：“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帽子”（17，P539-541）。可是，在“一切均借俄助”（陈独秀语），没有卢布就不能生存的情况下，陈独秀们硬话可以说，腰板却是绝对硬不起来的。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国共“党内合作”问题上，陈独秀们是被“包办”的。即使在国民党一大（1922年1月）召开后，这桩“婚姻”木已成舟的情况下，陈独秀也一直没有放弃“退婚”的努力。1924年7月13日、9月7日、10月10日，他三次写信给维经斯基，在1925年10月的中共四届二次会议上，1926年6月致信共产国际，7月中央全会和彭述之提的议案，直到1927年6月15日，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前致电共产国际，反复申明的一个要求就是退出国民党（6，P113-116）。大量史实也证明，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陈独秀也屡屡要求采取强硬态度，但他这个中共总书记的胳膊扭不过斯大林的大腿。然而，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反而给他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撤去总书记不说，还要去莫斯科认罪。不过，陈独秀毕竟不是刘少奇、周恩来那样“顾全大局”，“党性很强”，经常“违心检讨”的人，牛脾气上来了，拒不从命。自然，他在党内的政治生命也就彻底到头了。
在这之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在中共党内的得势与失意，莫不是莫斯科的指挥棒在起决定作用。遵义会议是在逃亡中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下，中共第一次独立解决自己的高层人事问题，但由于没有得到斯大林的认可，故先有张国焘，后有王明出来挑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直到莫斯科表态支持，毛才算坐稳了党魁宝座。
直到1952年4月9日，高岗在沈阳对彭德怀说，斯大林要撤彭的职，经他做了一番解释，斯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彭说：“大概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没打好吧。现在我很疲劳，撤销我志愿军的职务，休息一下也好”（18，P228）。彭德怀贵为志愿军司令，一个外国领导人能说撤就撤？而高岗和彭德怀似乎并不觉得这事有什么不正常。
其次，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就要服从“铁的纪律”，维护世界革命的利益。这是早期中共党人的“神圣使命”。民族主义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国际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行事准则。当时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祖国”或“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简言之，维护就是为苏俄、苏联的利益而奋斗。简言之，所谓维护革命的利益就是维护苏俄、苏联的利益。
从表面上看，苏俄满口“革命”，“解放被压迫民族”，还在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第一次宣言中还专门提到中东铁路等），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事实证明，这两个被一些官方学者津津乐道的宣言，不过是列宁在内战时期拉拢中国民众的一个权谋，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从来就没有打算兑现过。相反，这个政权还延续了沙俄的政策，继续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和日本一起成为20世纪侵略中国最多最严重的的两个国家。在这些时候，一贯高举“反帝”大旗，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共的态度就颇耐人寻味。
1919年10月，北洋将领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迫使几年前在沙俄扶持下独立的外蒙取消独立。1921年6月，继承了沙俄侵略政策的苏俄公然出兵外蒙，扶植分离势力再次宣布独立，引起北洋政府和全国人民一致的抗议。中共领导人却引用列宁的有关理论，声称蒙古民族有自决权，主张外蒙古独立。1924年，中共北方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等人甚至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4，P43）。
长期以来，沙皇俄国就对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垂涎三尺，并于1914年趁中国政局不稳时悍然予以“保护”。1919年中国政府从白俄殖民者手中武力收回唐努乌梁海。1921年，苏俄借剿灭白俄残余势力的机会，又进占唐努乌梁海，并于当年8月策动独立。到1944年正式吞并（即今天的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对此，中国国民政府断然予以承认（20）。
1929年5月，在南京政府“革命外交”政策的推动下，张学良强行接收中东路。7月20日，苏军兵分三路，向东北军大举进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南京政府实行“革命外交”，修订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自主、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列强虽对其在华特权恋恋不舍，但大都能给予配合，唯有日本和苏联抵制最烈，为了自己维护侵华“权益”大打出手的也是这两国——一年前，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更何况，苏联早已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声明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收任何报酬”。这件事虽由张学良“挑起”，但是非曲直并不难判明。然而，就在全民同仇敌忾之际，以李立三等人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使蒋介石反动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同时对苏联做了策应布署：在城市中进行飞行集会、示威罢工和游行宣传；在中心城市郊区和交通要道组织农民运动；苏区红军扩大武装，在工农暴动的配合下夺取大城市；调动红军牵制南京政府军队的行动等。已退职的陈独秀对此进行批评，却被扣上“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的帽子，开除出党（1，P206-210；6，P420-427）。
长久以来，作为仅有的两个与中国紧邻的两个帝国主义强国，日本与沙俄一直勾心斗争，对东北（又称满洲）的争夺尤其激烈，两国于1905年还发生了战争。苏俄成立后，两国在东北亚的争夺有增无减。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全东北，自然损害到苏联在满洲的利益，斯大林这一次却没有与日本大打出手，相反，还忍气吞声地接受日本的“赔偿”。这一时期，他采取的是力避日苏冲突的政策，同时，还指示中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谈判”。作为苏俄忠实的追随者和利益体现者，中共对日本的看法不能不受苏俄立场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对这一事变的解读却是：“各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中国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他们当然也要宣扬“要救中国，要抗日”，但前提是“必须要推翻国民党”，因此“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这实在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有异曲同工之处。
由于视“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他们的抗日不过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因此，上海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攻击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是沽名钓誉，是图利谋财，是想“造成马占山那样的‘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号召十九路军的士兵杀掉长官，号召上海近郊农民“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1933年，久受蒋介石排挤的冯玉祥以抗日同盟军的名义召集旧部，希望通过与中共的联合再次获得苏联的援助。但苏联却因“大革命”时期冯“叛变”的教训，拒绝提供援助，还指责冯想挑起日、苏之间的冲突。于是，抗日同盟军外有日军、国民党军队（冯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反蒋）的联合夹击，内有“盟友”中共鼓动“起义”，创建苏维埃的谋划，冯玉祥内外交困，被迫下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分崩离析（1，P263，269-273，287-289）。
中共对日政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各界民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呼吁，也不是出于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193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法西斯威胁，苏联开始要求各国共产党采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尤其是在远东，它需要中国来对野心勃勃的日本进行牵制，这就是1935年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八一宣言》的幕后原因。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一向惟苏俄之命是从的王明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奉行极左路线，为何过了几年后却又犯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
相比而言，毛泽东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巨大权威面前，与王明也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而已。1936年的西安事变，毛和中共本来是要公审蒋介石的，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才主张“和平解决”、“逼蒋抗日”。1941年的皖南事变，毛主张全面反击，与蒋翻脸，但这有违于斯大林利用蒋拖住日本的策略，因此在斯的干预下才作罢。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谈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建议”的结果。然而个性极强的毛对于这些干预却多有不满——尽管事实证明，年长15岁的斯大林的这些主张更为老辣（斯生于1878年，毛生于1893年），以致毛在斯大林死后还经常絮说这些“错事”。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于自己的利益，在继1939年8月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又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停止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援助，更恶劣的是，还与日本互相承认各自的傀儡国蒙古和满洲国，并成为当时承认伪满洲国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对于这一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行径，毛泽东著文表示欢迎，称：“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在举国一片抗议中，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曾联名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抗议。由于此事可能被利用为“反苏的口实”，因而受到中共的干涉，周恩来亲自出面批评了沈钧儒——此事有点雷人的是，沈钧儒是号称独立的救国会领袖，并非中共的下级，却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诚恳检讨，并收回签名。救国会诸“君子”也纷纷认错和收回签名（只有章乃器一人拒绝，并为此退出了救国会），同时将这事的责任一股脑推到起草者王造时头上。因为事关“反苏”，与沈钧儒、史良、章乃器、沙千里等人高官厚禄相比，王造时虽学历最高，学问和口才最好，1949年后却一直受排斥，一直在上海复旦大学以教书为业，其老友潘大逵为他感慨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1957年更是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最终被迫害致死。章乃器也（部分）因为拒绝认错和收回签名而被打成右派。至于救国会，虽多有宣传抗日和反蒋的大功，但由于有这一笔“反苏”的旧债，也在1949年12月18日宣布解散，这一天正是毛泽东初抵莫斯科访问的第三天，等于用自己的结束做了“一边倒”的寿礼（章立凡：《“七君子”的大结局——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始末》，《纵横》2004年第7期）。
尽管随着形势的发展，斯大林不可能像老沙皇那样蚕食鲸吞或如对外蒙古那样割裂中国领土了，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谋求特殊利益。1930-1940年代初期，斯大林曾大力扶持新疆军阀盛世才，向其提供飞机、大炮、机枪等巨额军火援助和经济援助，派遣大批顾问和专家，甚至直接派兵乔装成中国军人助战。他还背着中国政府与盛世才签订了《新苏租借条约》，以中国军队的名义在哈密驻扎了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和空军一个支队，从而使新疆成为独立于民国政府的国中之国。更显露斯大林觊觎新疆野心的是，1937年11月，盛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中共政治局也同意，但在上报共产国际批准时，斯大林却让盛加入了苏共！盛还于1933年和1941年1月两次申请将新疆并入苏联，但显然是出于拉拢中国政府抗日的考虑，斯大林没有同意（6，P640-664）。我们设想，如果盛不在苏德战争初期错判形势，认为斯大林不行了，重新倒向中国政府，新疆会不会变成苏联的一部分，或者另一个外蒙古，还真难说。
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获得空前提高，美、英、法、挪威、荷兰、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陆续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被彻底废除，租界被收回。中国还作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参与创建了联合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标榜“被压迫民族”同情者和支持者的苏联，却强迫民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迫中国允许蒙古独立，组建长春铁路公司，苏军有权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并驻军，大连为自由港并租借给苏联（21，P509-536）。中国刚在前门请走了群狼，后院却闯进来一只更贪婪凶狠的北极熊！
1949年7月10日，在与来访的刘少奇等谈话时，斯大林自己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说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得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等毛泽东来莫斯科再解决这个问题。言下之意对国民党可以攫取侵略权益（这是什么逻辑！），对新政权就要平等相待，尊重主权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早在1947-1948年，于炮火纷飞中，中共北满当局就与苏联先后签订《哈尔滨协定》与《莫斯科协定》，内容主要包括承认苏联在东北陆路及空中的交通特权，有在东北及新疆有开矿的优先权和驻兵权，当欧洲发生战争时还需派出远征军10万及劳工200万，将辽宁、安东的某些特殊区域在适当时候并入朝鲜等等（根据有关录音资料整理）。关于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前苏联学者贡恰洛夫评价说：“根据这个文件（指条约）规定的条件，苏联和中国结成军事政治同盟。……我们也不应忽视，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强迫性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这项条约带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补充协定》。根据秘密协定的条件，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的‘特殊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势力范围’的那些地方。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写道，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获得在中国新疆和满洲的‘殖民地’。这样，在形成的同盟中，中国实际上只处于‘小伙伴’的地位。这种形势反映了50年代初期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反映了两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但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所处的这种次要地位要是迫不得已和临时性的”（6，P841）。
不可否认，签订这样的条约，毛确实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但这似乎不应该成为辩解的理由，与之相比，《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哪一个不是城下之盟呢？），也确实为东北和西北问题发过那样的牢骚，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他本人定的，更重要的是，他排除对这种方针的“干扰”时，手段也是斩钉截铁、雷厉风行的——
1945年8月，苏军占领东北，当时苏军纪律很差，奸淫妇女、抢劫财物，甚至还杀害了中共松江军区副司令卢冬生。刘顺元时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对苏方以占领者的姿态颐指气使充满义愤，多次抵制，结果与另两位旅大常委（当时中共旅大常委共5人）被调离（实际被苏方“驱逐出境”）。中共军队占领济南后，刘又被任命为济南市委书记。由于斯大林非常关注“反苏”的刘顺元是否受到处理，1949年10月1日，中共开国大典，来访的苏方代表团专程到济南施加压力，于是刘顺元“为了大局”被撤职，且连贬三级，直到斯大林死后的1954年，才又被重新起用。
在哈尔滨的著名作家萧军在其主办的《文化报》委婉（而不是尖锐）地批评了苏方的“大国主义”行径，不赞成对苏联“无原则的友谊”。于是，从1948年1月开始，萧军受到党组织的大批判。11月2日，《文化报》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22，P246-248；23）。
民主人士刘王立明、龙云和萧军的遭遇很相似。1951年，刘王立明因为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而遭到严厉批判，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龙云则在1957年的“鸣放”中，说抗美援朝的经费全由中国负担，为社会主义阵营而战，还要还苏联十几年的债，不合理，因而被划为右派（24，P387-38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苏处于“蜜月期”的1950年代，“反苏”是一项极其严重的“罪行”（常与“反共”并列），许多党内外人士因被扣上“反苏”的帽子而罹难。
又过了几年，中苏公开论战，苏联成了“苏修”。这时，“女儿”已经有了虽然羸弱却数目更多的“奶牛”、“黄牛”可供役使，不必再仰仗“卢布”了。她终于可以走出“慈母”的阴影，独立自主了。然而，正如某些年轻生命所昭示的，独立自主未必意味着成熟与理性，它甚至会发展成一种灾难。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批胡适、知识分子改造、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运动一个接一个，左潮一浪高过一浪，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和平年代不平和……
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了。
2011，4，29-7，30，第一稿；7，31-9，19，第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