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遗址，本来是王家烈的师长柏辉章的别墅
红军在湘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数量从6万6000多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湘江会战的失败使得红军各级指战员都感觉到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为首的红军军事高层的严重问题，一场暴风雨随之到来。随着红军离开长征的第二站湖南和广西进入第三站的贵州，红军高层和贵州军阀都出现了足以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
长征第三站——贵州
红军战略和军事高层的重大变革
湘江一战，红军以损失百分之五十兵力和大部分辎重的惨重代价，才勉强保住自己没有全军覆没。红军的失败除了由于湘军，桂军过于强大以外，红军军事高层显然也出现了不应该有的一些失误，主要是对战局的把握不够。
虽然每场战争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失误。但是此时红军已经没有承受再一次失败的本钱。他们已经是新败的部队，又没有可靠的根据地，在未来是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军事失误的。
湘江会战以后，以党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又名洛甫，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党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党的主要负责人)，朱德(红军总司令)等在内的众多党政军高层，都认为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应该为湘江红军的惨败负责。
红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必须彻底清算以前错误的军事指挥。如果有需要的话，还要进一步推翻现在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三人团)。
此时红军已经翻过了长征路上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进入了湖南南部。当时，李德和博古仍然认为应该执行既定的军事计划，也就是从湖南南部进入湖南。和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回合，建立新的苏区。但是，他们的这个决定几乎遭到全部红军高层的反对，其中毛泽东反对的特别激烈。
分析当时的形势，反对的观点也确实是对的：
1、此时红军数量只剩下大约3万人，即使把一部分非战斗人员加入作战部队，红军可以战斗的部队最多不过3万5000人左右。此时，湖南境内有湘军和中央军的15个师加上保安团超过2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7：1。
而且红军新败，士气低落，兵源装备损失严重，重武器也全部丢光，就算在1对1的情况下，也无法和强悍的湘军和中央军继续作战，更不要说还是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了。
2、红军如果试图进入湖南南部，就必须通过何健早就修建的，从靖县，武冈，城步一线的四条坚固的碉堡封锁线。何健为了阻挡红军北上湖南，除了用数月修建这条严密的防线以外，还在这里驻扎了超过5个师的强大部队。而红军此时重武器只剩下二门山炮，对碉堡的攻坚能力基本为0，根本无法突破湘军的四条坚固防线。
3、退一万步说，红军就算是突破了这条防线，3万红军还将面临着在湖南中部集结的湘军和中央军强大部队。此时的何健可不会像在湘江一样，仍然以保存实力为主，不愿意和红军全面火拼。他为了避免二股红军在他的地盘湖南会合，一定会率全部10万湘军主力和3万多红军拼死决战，将其消灭在湖南南部。按照当时的实力对比，红军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李德他们这个决定几乎等同于自我毁灭。所以在12月11日，红军主要军政高层决定在湖南和贵州交界处的通道县城开始一次非正式会议——通道会议。这也是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一次重要预演。
由于红军还没有脱离湘军和桂军的追击，所以这个会议很短。会议的结果很简单，红军马上停止进入湖南的计划，而是转而进入敌人力量虚弱的贵州。毛泽东第一次作为重要成员参加了红军的高层军事会议。毛提出：红军目前应该立即开往贵州，要么建立黔北革命根据地或者进一步进入四川——和张国焘那支十万部队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个决议被包括博古在内的所有人通过了，李德则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主动退席。红军随即转向进入贵州，并且占领了几乎没有防守的贵州黎平县城。
何健得知红军离开湖南境内以后，大大的送了一口气。因为此时贺龙和肖克在湘北的红军为了策应一方面军，已经率领主力开始攻打湖南中部的重镇常德了。此时广西白崇禧也感到轻松了很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的唱主角不是湘军和桂军了，而是贵州的王家烈了。
湘军和桂军自此基本停止了对红军的追击(追击也是装装样子)，转而回到自己的省内，因为红军不会对他们的地盘造成威胁了。薛岳和周浑元的中央军则还是保持和红军几十里的距离行军，而不和红军交火。他们目的仍然是把红军压迫进入贵州省，以便借红军收拾掉王家烈。总之，红军目前的军事威胁大大的减小了。
红军进入贵州东部的一个繁荣的县城——黎平以后，召开了重要的黎平会议。因为此时薛岳的中央军已经转向，赶赴贵阳对付贵州一号军阀王家烈。控制黔北的贵州二号军阀侯之担又在距黎平很远的地方观望，在黎平的这个会议可以开的从容一些。
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参加的人数比较多，包括林彪和彭德怀在内的军团长也参加了。李德因为患了严重的疟疾(中国西南的常见疾病)，没有参加。
根据李德自己的回忆，他和毛泽东此时的观点基本一致。就是红军应该从黎平继续西进。首先占领黔北重要城市遵义，然后尽可能的建立一个黔北的临时苏区，为将来的发展做准备。但是共产党党史中记载的和李德不同，这也是历史的无数迷雾之一吧。
黎平会议中，李德的军事领导人的位置开始逐步让位给毛泽东，博古党的领导人的位置也逐步由洛甫取代，只有政坛不倒翁周恩来仍然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在黎平会议上，先是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立场鲜明的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
黎平会议后，红军将一些损失严重的军团取消，又把几千名非战斗人员(主要是雇佣的挑夫)编入了红军战斗部队，这样一来，红军的战斗力有了一定的回升。加上丢掉了重装备，红军又成为一支机动灵活的快速部队。
红军向遵义进军。此时王家烈试图借助红军消灭他的宿敌——盘踞遵义一带的副军长侯之担。王家烈把自己主力集结在贵阳，让红军随即西进，进入黔北侯之担的地盘。侯之担能够成为贵州二号军阀，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和红军火拼。他象征性的防守了一下，就丢掉了所谓的天险乌江的渡口。
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让刘伯承恢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由他率领先遣队，进行强渡乌江的行动。但是乌江江面较宽，两岸多是峭壁，水流也比较急，不像湘江那样可以涉水渡江。
侯之担为了阻挡红军，下令烧毁乌江一线全部的渡船，黔军接受到命令以后，烧毁了大部分的渡船。刘伯承率领红1军团2师4团第一次强渡乌江，由于准备比较仓促，并没有成功。当时周恩来非常着急，因为中央军10万大军已经进入贵州境内。如果红军无法渡过乌江，就会被王家烈，侯之担，中央军和湘军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是极为危险的。
连李德也对博古说：就是因为你们听从毛泽东的主张，才让红军到了濒于崩溃的危境。下面就看刘伯承能不能强渡乌江成功了，如果不成功，一切都完了。你们祈祷中国的上帝保佑吧。
不过乌江一线有几百公里，在中央军和王家烈袖手的情况下，靠侯之担几千人是不可能处处设防的。刘伯承决定改变战术，同时从几处突进，让黔军首尾不能顾。1月2号，红军从三个方向同时强渡乌江，红1军团2师4团在猴场渡口强渡，1师1团在溪回龙场渡口强渡，红3军团5师13团在岩坑渡口强渡。
侯之担的几千大烟兵装备差，人员素质极低。他们手中赤水土造步枪，连200多米的对岸也打不到，很多子弹出枪膛都不走直线。在和红军机枪部队的对射中，黔军伤亡很重。稍后红军强渡登陆上岸，但是人数很少，黔军指挥官试图冲锋打垮这股红军。
不过刘伯承让红军的神炮手赵章成发射迫击炮进行压制，赵章成发射了几发迫击炮弹，摧毁了黔军几个碉堡。后黔军在军官命令下，硬着头皮向红军冲锋。结果赵连续发射几发炮弹，都准确的炸在冲锋的黔军人群中。黔军遭遇炮击全军大乱，加上火力兵力都不及，实在无法抵抗，很快从三个渡口全线溃败下来。
但是，当时黔军已经把绝大部分的渡船烧毁，红军很多强渡部队也是靠着现制的竹筏甚至门板。没有渡船，怎么渡过200多米宽的乌江？
在当地老百姓的指点下，红军工兵以惊人的想象力，用贵州盛产的竹子搭键了一座浮桥。用李德的话说：踩着像孩子玩具般的竹桥，红军主力顺利的渡过了水急又冰冷的乌江。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除了侯之担部在黔北稍微打了一下以外。战斗力最强的中央军薛岳部并没有追击红军，而是调转行军方向，将主力火速开往王家烈控制的贵州省会贵阳，准备将其收拾掉。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央军八个师8万人，只有不到2万直属部队的王家烈张皇失措，完全没有精力再去管什么红军了。
1月7日，红军前锋一个团，化妆成败退下来的黔军，轻松占领了防守空虚的遵义。当时攻打遵义城的红军先锋团，在遵义外围据点深溪水包围俘虏了一个营的黔军。他们以每人三块大洋作为奖赏，让这些部队打头阵，冒充是败退下来的黔军。
这些黔军俘虏演的很出色，他们装作败退下来的部队，赶到了遵义城下。这些人一面用贵州方言破口大骂不愿意打开城门的城门兵，一面大声喧哗，威胁红军已经追的很近了。结果遵义守城的少量黔军被骗，他们打开城门后就立即被解除了武装。红军主力随即蜂拥入城，没有被俘的黔军也落荒而逃了。
遵义虽然人口并不多(一万来人，还没有黎平县城多)，城市也不大，但是毕竟是贵州乃至西南的一个知名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攻陷的最大城市。红军进入城里，将侯之担仓促遗留下来的几十万银元的盐税全部充公，还有王家烈从上海购买价值五万银元的香烟，遵义很多地主商人的物资也都被红军缴获。
红军在此发给战士银元，让他们好好吃了几天，又每人发了一套新的军服。由此，控制遵义的黔军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地盘全失，部队也被红军削弱了不少。此时薛岳的军队已经控制了贵阳，并且和其他贵州军阀达成了默契。王家烈的形势岌岌可危。
蒋介石见到王家烈大势已去，便授意薛岳顺便解决掉贵州二号军阀侯之担。侯此时虽然还有几千人的军队，但是已经无法和10万中央军讨价还价。侯之担知道不战丢失乌江和遵义二个罪名，随便哪一个都够掉脑袋的。
在估计蒋介石有可能对他动手的前夕，侯扔下部队，携带巨款只身逃到了重庆，但是很快被潜伏在四川的国民党特工发现。蒋介石以失职罪将其软禁。但是蒋对他还算客气，他下令不要对其处以极刑，留了侯之担一条命。侯后在长期的软禁期间郁郁而终。
遵义会议
在中央军收拾贵州军阀的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简单来说，就是把李德，博古从军事和党的一号位子上拉了下来。
26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领导人苏俄派领袖博古，就此失去了一度控制2年之久的党的领导权，取代他的是他的老同学，书生气比较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苏俄派二号人物洛甫。
洛甫的同学，当时权力和影响很大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站在洛甫一边。再加上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全国总工会书记陈云，还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以上五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的领导地位。
连李德也看出来，毛成功的获取了大部分党政军高层的支持，大局已定。博古本人并没有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根据其他人回忆，在湘江失败以后，博古曾经痛哭流涕，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惨败和数万红军官兵的牺牲负责。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一度想开枪自杀，一次试图举枪自尽的时候，被前来汇报情况的红三军团政委聂荣臻发现。聂荣臻夺过博古的手枪，并将其骂了一顿，后又努力劝解他。
之后，在发现已经无力控制大局的情况下，博古也没有做什么挣扎，而是把权力和平的交给了继任的洛甫。这个苏俄一派的代言人，苏联中山大学的高才生，从此失去了全部的权力。
博古本人在遵义会议之后，主要担任党的宣传工作(接管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也参与了一些中共的重要事件的调解工作，比如西安事变等。在1946年，博古陪同在皖南被俘的叶挺回延安的时候，和叶挺，邓发，王若飞还包括二名美国飞行员，一同死于飞机事故。
至于身高近一米九的金发日尔曼人李德的军事领导地位，则被毛泽东取代。这个高大强壮的共产国际顾问从此成为长征的一个旁观者，也是少数走完长征的外国人之一。但是，李德和博古不同，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应该对战败负有主要责任。
李德认为他只是类似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冯•赛克特将军和法尔肯豪森将军那样的军事顾问，并没有实际的军事权力。作为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的责任是提出军事上的建议和计划，中国人可以选择采纳或者不采纳。所以，李德认为不应该把第五次围剿和湘江会战这些军事上的所有责任，全部退推他的头上。自然，他也承认自己有一定的失误，但是李德固执的认为：中国人作为决策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李德在之后随红军到了陕北，在张国焘和毛泽东的对立中，李德居然站到毛泽东那边，反对张国焘的拥兵自重。到了陕北的几年，李德主要从事培养红军军官和骑兵的教学工作。他在1936年就想回到苏联，但是王明警告他斯大林正在搞大清洗。1939年，轻闲了三年多的李德离开中国回到了苏联。此后二十年内李德似乎在苏联某处隐居，但是没有被囚禁或者惩罚，最后他获准回到了他的祖国——东德，并且在那里安静的度过晚年。
关于李德，他来到中国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本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不过李德自称是奥地利人，是一个孤儿，在孤儿院长大。1917年李德以士兵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线作战时期，德国宣布投降。还留在俄国境内的德奥军队成为俄国人的战俘，李德和大部分投靠白军的战友不同，他的出身让他加入苏联红军并且加入共产党。李德在俄国内战中作战了三年时间，成为红军骑兵团参谋长，通晓游击战和运动战。
在1919年，德国巴伐利亚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时，李德曾经回国参与了武装街头游击战，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后李德再次回到苏联参加战斗。1920年俄国内战结束，李德再次被派往德国进行地下工作并且加入德国共产党。李德在几年间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和街头游击战，由此在1921年被捕，释放后又在1926年被捕并且判处死刑。后被德国共产党武装劫狱救出，逃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李德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学院中由于成绩优秀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中央苏区军事顾问。
其实当时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应该是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大显神威的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他的副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施特恩最终没有能够赶到中央苏区。作为施特恩副手的李德就成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唯一军事顾问。
李德本人的能力算是相当不错，战斗经验也非常丰富，但是并非一个杰出的军人。和希特勒派给蒋介石的汉斯•冯•塞克特（Hansvon Seeckt）这类的德国著名将领（塞克特号称德国国防军之父，在一战后亲手重建了德国军队），还是有相当的差距。他为什么能够获得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呢？这并非李德自己夺权的结果，用当时红军将领如伍修权等人的话说：李德的权力是中国人主动交给他的。
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李德的军事能力算是出色，战斗经验也非常丰富。除了参加过一战，超过3年残酷的俄国内战以外，还参加过德国街垒战。除了军事战斗经验丰富以外，李德还受过伏龙芝军事学院的3年正规军事进修，而且成绩极为出色。李德通晓游击战，运动战和苏联最先进的各种战术战略。在1933年10月到达中央苏区以后，李德以先进的军事思想征服了大部分红军高级军官。包括林彪在内的许多人向其学习很多东西。
李德进入苏区以后，立即认为中国红军不够正规化，士兵缺乏系统正规训练，红军军官知识和能力不足。他立即编组红军各级军事学校，组织教导部队。这些都没有错，但是红军当时已经面临国军数十万主力进攻，哪有余地做这些东西，能够自保就不错了。
二、李德具有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而且忠心耿耿，当时苏联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李德必须潜伏进入中国，这点在军统和中统的严格控制下并不容易。要知道，当时国军情报系统正是鼎盛时期，稍后就几乎将苏联在中国的军事情报机关一网打尽。李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进入苏区把握比较大。其次，共产国际需要一个对其绝对忠心的人，绝对不需要动摇分子，李德对苏联忠心耿耿，这点无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都是认可的。最后，苏联不便于直接派苏联人进入中国，因为一旦被国民政府逮捕，苏联很难交代。有着德国国籍的李德很符合苏联的需要，即使被捕，苏联也可以免于尴尬。
三、李德获得博古等人的支持也符合当时的需要。当时权倾一时博古，洛甫都是苏俄一派。以博古为例，他是大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是没有军事斗争的任何经验。19岁时候就前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接受苏联的培训和教育。4年后回国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后又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博古他们基本就是学生出身的布尔什维克，接受苏联的正规红色教育，和从未出过国的毛泽东，军阀出身的朱德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而李德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战士，几乎和博古他们一样。双方各方面都相同，加上都是苏联一派成员，都受共产国际领导，彼此自然走得非常近。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时候，已经是1933年10月，此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博古也已经扳到了毛泽东，清除了毛派势力。但是博古不懂军事，而周恩来等人对待蒋介石的碉堡政策又无能为力。实际就算毛泽东复职，对待碉堡政策也是没有办法。道理很简单，五次围剿期间，不但中央苏区，包括张国焘四方面军，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等等，都在蒋介石的碉堡战术下被迫转移。不过李德来了，又带来了新式的战术，特别是李德有信心击败碉堡战术。博古他们认为来了救星，试图期待李德力挽狂澜。
四、李德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他的身份是军事顾问，顾问其实只是类似于参谋一类的角色。他的真实地位应该就像李德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位置，提提建议，帮助红军培养军官，监督红军一些具体事务。最多就相当于蒋介石的顾问法尔肯豪森的地位，参与重大计划的制定。但是军事顾问本应该没有指挥权，只是一个高级幕僚罢了，只有建议权。但是，和中华民国友好国家的希特勒德国派给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不同。李德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而共产国际是中共的领导者，中共当时大部分决策（包括各种武装起义）都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所以李德的身份自然也很高，某种程度上他是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地位最高的代言人。后期博古将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其他高层也没有太多的意见。
李德应该不应该为五次围剿的失败负责？
老萨觉得李德是不应该负责的，毕竟他只是一个顾问。他的提议博古，周恩来等人完全可以不采纳。而中国人主动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造成失败的后果以后，不能简单的把责任推给李德。因为权力是你主动给他的，你觉得李德不行，完全可以像在遵义会议以后那样，把权力收回去。而且最高三人团中间，李德只是其中一人，还有博古和周恩来两个中国人。总不能一方面持续支持一个人，在他若干次失败以后，再把责任全部推给他。
还有，五次围剿失败现在看来几乎是必然的，并非一个李德就可以力挽狂澜。打破碉堡战术，在没有足够攻坚武器情况下，只有战略转移才能摆脱困境。李德在五次围剿中虽然表现平平甚至比较笨拙，但是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失误，也是尽力而为。
那么，李德主要问题在什么方面？
还是在长征初期湘江的惨败。李德本人也承认在长征初期有失误，主要是对战局把握不够，决策滞后，导致在湘军和桂军夹击下损失巨大。李德这个人和传统德国军官一样，指挥相对死板。他们的战术战略制定都是机械化的按照地图，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苏区仅仅一年的李德是无法深入了解的。很多时候具体战术制定和中国现实有一定差距，用陈云的话来说：湘江失败也有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你们连一挺机枪的位置都在地图上标注好，完全不给我们指挥官决策权。而你们的地图又是不准确的，我们怎能不失败。你们真是地图上的军事作战大师。
李德为什么之后成为路线错误的替罪羊，除了需要一个完全没有厉害关系的人来背黑锅以外（李德不是中国人，稍后离开中国在苏联隐姓埋名，是最好的人选），李德本人暴躁的脾气，日尔曼人的傲慢作风，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都是导火索。
李德在苏区只和博古等苏俄一派友情很深，博古等人甚至为李德找了个中国媳妇，帮他成了家。但是李德为人粗暴，性格强横，加上日尔曼军人固执死板的传统，李德对待一些事情处理受周围所有人埋怨。
五次围剿初期，李德命令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死守重要据点黎川，但是肖劲光主力部队尚在福建，在黎川仅有数百人的小股部队。在周浑元3万中央军的进攻下，肖劲光回军不及，无力抵抗，只好下令放弃黎川撤退。李德震怒之下命令肖劲光火速夺回黎川，肖劲光率领红七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向黎川外的浒湾发动反攻，但是周浑元早有准备，将其击退。
平心而论，肖劲光失败是敌我力量悬殊，和肖本人决策没有什么关系。但李德以德国军人的标准，认为肖劲光违背军令，阵前逃跑，应该除以极刑，下令将肖公审后立即枪毙。后在毛泽东等人斡旋下，改判肖劲光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后在周恩来的劝解下，很快将肖劲光从监狱中释放，改去红军大学教学。
后来，在湘江会战失败以后，李德曾经骑马在路上偶遇周子昆和一个女人在小树林中相聚私语。李德当时大怒，破口大骂周子昆无耻，在三十四师全军覆没情况下，居然自己一个人逃走，还在这种时候搞女人。李德命令警卫员将周子昆捆绑，公审后枪毙。
其实，周子昆根本不是红三十四师师长（曾经是该师师长，几个月前已经调往独立二十二师任师长。李德自己记错了），那个女人也是周的老婆曾玉。红三十四师师长是陈树湘，已经阵亡。周子昆当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后在周恩来，伍修权解释下，李德才知道搞错了人，放过了周。李德身边的翻译伍修权还回忆过两件事情：
一是李德刚到苏区时候，去地方检查工作。来汇报的一个后勤部长是个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见到身材高大的李德后，有些紧张，汇报时候语无伦次。李德听着听着就发火了，对伍修权说：这个糊涂虫怎么能做这样重要的工作，要立即更换。后来经过伍修权劝解，李德才没有对这个后勤部长进行处分。
二是李德一次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谈论一些战略问题，刘伯承不赞同李德的观点，两人性格都很火爆，争论之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你不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吗？怎么连这些苏联军队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你的能力太平庸，不能做参谋长，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参谋。
伍修权见李德骂人，没有敢翻译。但是留过苏的刘伯承俄语能力很强，全部听懂了。双方又发生了争吵，李德大怒后回去找到博古，要求将刘伯承撤换。后来果然将刘伯承从红军参谋长的岗位撤下来，由叶剑英暂时担任。显然，刘伯承的能力不可能不行，是李德过于一意孤行了。
这些都可以看到李德本人的性格特点，他得罪的人很多，很多人对他有意见。一旦失去地位，很多人站出来反对他。当时党的最高三人团中(李德，博古，周恩来)，唯一没有丢失权力的就是周恩来。他及时的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加入对博古李德的批判，从而保住了自己的军事地位。
遵义会议最显著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开始掌握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并且逐步掌握整个党的领导，整整持续了半个世纪。
中央军的视线不在红军
实际上，从红军进入贵州到攻打下遵义以来，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军事压力。
李德回忆：从黎平到遵义的几百公里路程，我们的这次行军是非常顺利的。这个地区没有敌军的防御工事，我们可以以非常快速的速度行军。我军只和贵州省军队有过少量直接的接触，他们装备不如我们，而且训练很差，低落的士气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认真的试一试进行长时间的防御，就被我们赶跑了。
从乌江到遵义短短的路程，我们走了二三天。贵州省军队不敢与我们交战，他们或是逃跑，或者溃散了。中央红军一举接防了这个拥有一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人烟稀少的地区。他们在黔北的军事行动几乎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因为中央军和黔军正在忙着互相火拼呢。
贵州和广西，广东，湖南不同，他是蒋介石志在必得的一个省份。贵州地理位置特殊，地处西南的湘滇川康桂五省中间位置，谁控制他就可以对其他各省保持强大的控制力。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诸省，早在1929年就开始收复贵州的种种部属。
当时蒋的策略是把贵州从一个军阀统治的省份，搞成很多小军阀割据一方的分裂省份，从而削弱大军阀的实力，为将来的中央收复行为打下基础。1929年，在蒋介石的压迫下，黔系桐梓派军阀领袖周西成率领黔军发动反中央的军事叛变。结果，时任贵州省省长周西成被拥护中央的云南滇军在黔西打败，周西成本人战死。周西成一死，桐梓派各军阀就失去了可以服众的一号人物。
1932年，蒋介石任命原来为二十五军副军长的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又任命其为贵州省主席。王家烈1893年出生在贵州桐梓，家境极为贫穷，少年时代靠做苦力，为别人在山路上搬运盐巴为生。
王家烈21岁加入黔军，从小兵干起，用了12年时间，在33岁的时候(1926年)，当上了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同年，王家烈和追求多年的23岁的贵州名门之女万淑芬结婚，从此开始走上了事业的顶峰。
在这位有宋美龄第二称呼的万淑芬女士和其势力强大家族的帮助下，王在1929年当上了二十五军副军长，成为贵州的二号人物。
之后，王家烈在其擅长外交的夫人的帮助下，开始准备收拾掉当时贵州一号人物——任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的老军阀毛光翔，夺取贵州领袖的位子。王家烈此时利用蒋介石的支持和任命，获得了黔东和黔东南的地盘。同时，蒋介石每月拨给王家烈不少军饷(贵州其他军阀，中央可是一文不给)和大批枪械。
在中央帮助下，王家烈迅速扩充了实力。1932年，王家烈发动兵变，迫使长官毛光翔宣布隐居。中央随即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的一号人物。其实，帮助王家烈夺权也是蒋介石的计策。当时老军阀毛光翔是仅次于周西成的人物，也是周西成指定的接班人，在贵州还算德高望众，对桐梓派军阀也有一定的号召和制约力。
而王家烈出身贫寒，在老婆及其家族的帮助下才混到了军长的位子，本人的才干和号召力都是有限的，根本无法服众。这样一来，桐梓派军阀必然会四分五裂，无力和中央抗衡了。
实际上，桐梓派其他军阀对王家烈向来很不屑，对其任主席也极为不满。从1932年开始，贵州另外两个军阀蒋在珍，犹国材打着拥护毛光翔的口号，分别起兵反对王家烈，争夺贵州大权。双方激战二年，互相损失惨重，实力大损。犹国材一度攻陷省府贵阳，但是王家烈3个月后又将贵阳夺回。
自此，桐梓派军阀已经完全分裂，以王家烈，犹国材，蒋在珍，侯之担四个军阀各割据一方，互相敌视。加上内战年年，黔系军队实力大大削弱，也造成了贵州老百姓对其的严重不满。
当时红军到达贵州的时候，省主席和军长王家烈控制贵阳，黔东南一带，他的实力最强，有主力两个师，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二个师下辖五个旅，共有约16个步兵团，1个特务团和1个山炮团，总兵力大约1万5000多人。
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实力排在王家烈之下，他控制遵义，赤水和川南几个县，兵力主要是一个教导师。该师下辖三个步兵旅，一个边防旅，共约8个团兵力，有8000多人。
另外还有，独立第一师师长犹国材二个旅，共6个团兵力控制黔西安顺，镇宁，盘县等12个县。独立第三师师长蒋在珍二个旅，共4个团兵力驻扎在正安，沿河一带。
贵州军阀内乱，使得本来就虚弱的贵州被分为了四个地域。
其中王家烈实力最强，控制贵阳一带交通要道和贵州最富饶的地区。侯之担实力排行第二，控制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犹国材排在第三位，兵力不多，但是下辖区域还不算小。蒋在珍实力最弱，地盘狭小且都是黔北最穷困的地区，一个月只能靠征收4000大洋的盐税维持，几乎无力养兵。
到了1934年，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贵州的情况对王家烈还是非常不利的。黔军二十五军一共有34个团，总共大约3万多人。而真正听从王家烈调遣的只有他嫡系的16个团，大约1万多人。王家烈知道，单靠这1万多人，既对付不了3万红军，也对付不了10万中央军。
除了数量的巨大差距以外，黔军的士气和装备都是中国军队中最差的。
以蒋在珍部为例，5000人左右的4个团，装备的贵州土造的步枪（赤水土造步枪，由赤水县兵工作坊制造）居然占部队步枪数量的六成，每个士兵的子弹只有随身携带的十几发，一个连只有五六十个手榴弹。由于步枪数量不足，每个连都有一部分士兵拿大刀长矛作战，这在黔军叫做徒手兵。
除了蒋在珍部以外，其他三个军阀装备大同小异，大多是赤水步枪，性能差到无以伦比的地步。当时据说红军打娄山关曾经缴获了几百支黔军的土造步枪，但是因为质量太差，打几枪有的枪管就会塞住，实在无法使用，全部放火烧掉了。要知道，当时红军武器极端缺乏，如果这些武器稍微能用，也绝对不会毁掉的。
而黔军士兵自己也反映，在乌江防守战中，黔军很多子弹根本打不响。步枪由于粗制滥造，连膛线都没有。在乌江防守战中，黔军步枪连不到200米的乌江对岸的红军也打不到。
至于战斗力，黔军是著名的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黔军和贵州老百姓一样，年纪稍大一点的士兵几乎人人抽大烟，烟瘾大的一天要抽十个烟泡。这些士兵平时不打仗走路还摇摇晃晃，打起仗来可想而知。朱德回忆到：黔军因为有烟瘾，打仗刚开始一个小时内还可以，过了这个时间他们瘾就犯了，眼泪鼻涕乱流，浑身颤抖，根本没法打仗，只能逃跑。
红军在黔北打侯之担部的时候，每攻打下一个阵地，总能发现数量不少的烟枪。都是给战斗中发烟瘾的黔军救急用的。黔军由此得到了一个战无不败的美名。彭德怀也曾经说：黔军，滇军是两只羊，绝对不是我们红军的对手。
所以说，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是不值一提的，这也是王家烈针对红军制定自己的计划的基本策略。当时王家烈和他的老婆万淑芬判断，红军无非是要借道黔北进入四川，或者是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单靠王家烈自己的一万多人马，无论红军怎么选择，他靠一万多大烟兵都是无法对付红军的。
加上中央军铁定会尾随红军追击进入贵州，王家烈如果仿效白崇禧，用武力拒绝中央军进入贵州，万一中央军10万人来硬的，黔军可能一触即溃，到时候王家烈还是会丢掉贵州。且武力反抗中央是会上军事法庭的，到时候可能连脑袋也不保。
如果用各种借口阻止中央军进入贵州，红军就没有人能够对付。一旦红军发展起来，王家烈一样会被红军击跨。所以王家烈自作聪明制定了以夷治夷的方案，他试图把主力集结在自己的地盘贵阳一带，绝对不和红军火拼。而留出自己最大敌人副军长侯之担的黔北地盘让红军和中央军进入。自己只要扼守住贵阳，那么就可以利用红军消灭侯之担部，再利用中央军消灭红军，他的地位就可以保住了。
从1934年12月开始，王家烈几乎天天拍电报要求中央军，湘军，桂军火速入黔剿匪。和电报不同，在部属上，王家烈一点不着急。所以，早在1934年11月，蒋介石就命令王家烈应该把主力在黔东南的黎平，锦屏一带修筑坚固工事，并且配有主力部队。
但是王家烈直到1934年12月才把所部4个团调到黔东南，主力10个团仍然在贵阳附近集结。以4个团4000人试图阻挡3万红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4个团和红军稍一交火就立即后撤，一部甚至撤退到重安江以西，根本没有什么激战。
王家烈在回忆录中写到：听说中央红军有四五万之众，我感觉自己力量单薄，无法对付，遂与两广取得联系。红军主力到贵州来了，共产党要占据我的地盘，要阻挡他们，我无力办到。蒋介石又对我不怀好意，视我为眼中钉。他早就想攫取贵州，从而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追击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想拒绝他，也不可能。在目前形势下，我只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阻击红军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合，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但我深深感到，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拚。
王家烈这样想，侯之担之类的其他桐梓派军阀想法也是相同，没人愿意和红军硬拼。1934年10月，王家烈命令犹国材的3个团去黔东南布防。犹国材表示服从命令，但是直到2个月后才派出3个团缓慢前进。而此时的红军早已经占领了黔东南。除了犹国材，连红军主攻方向的侯之担也试图自保，不愿意和红军火拼，从而保住实力。
侯之担自欺欺人的以为红军不会长期在他的地盘遵义一带长留，他对部下说：我判断红军不会久留贵州，不如将部队分两路撤离遵义。一部分撤到赤水、仁怀，保住地盘，同时也拱卫川南。一部分撤到绥阳、正安，俟红军走后，即可就近收复遵义。这样既可保全实力，又可能收复防地。至于乌江，长达一百多公里，王家烈犹国材不出兵，单靠我部几个团兵力根本守不住这么长的防线。况且红军战斗力又强，单靠一条乌江何能阻止得住。
当时红军将领回忆：乌江战斗以来，侯之担就采取不抵抗主义。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总是不战而逃。实际上，王家烈和犹国材所部的24个团，在红军渡过乌江之前，总共只有6个团曾经和红军交手。侯之担也只有一半兵力大约5个团在前线和红军交手。
也就是说，红军从贵州通道县城打到遵义这一路上，只有11个团的黔军和红军曾经交过手，数量还不到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而大部分部队仍然在一二百公里以外的后方，为的是保留实力。即使和红军交手的黔军11个团，也大多打一下就后撤，正面的激战很少。
中央收拾王家烈
当时蒋介石对贵州志在必得，因为此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谈起军力来说，中央军有8个师9万精锐主力进入贵州，兵力比分裂为四股势力的3万黔军要强大多了。
1、谈起准备，贵州实力最强的就是拥兵上万的军长王家烈和副军长侯之担部，其他如犹国材，蒋在珍之流由于兵少，不构成什么威胁。而就是对于实力最强的王家烈，此时蒋介石早就派出心腹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王家烈部下二个心腹师长何知重和柏辉章联络。这二个人为了留一条后路，也和中央秘密联系。加上红军必然通过黔北，侯之担必遭严重打击。只要收拾了王家烈，其他的贵州军阀都不用认真对付了。
2、谈起人和，王家烈在贵州前后也有十年，当上主席也有3年多时间。但是王除了在贵州横征暴敛，腐化堕落，为祸一方以外，没有为贵州做过一件好事。
当时贵州为西南诸省最穷省份，地理条件恶劣，气候也不好，全省丛山环绕，可耕种的土地不多。加上军阀混战连连和鸦片的肆虐，贵州老百姓一贫如洗，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老百姓都面临着粮食严重不足的可怕情况，几乎年年都有饥荒。由于过于贫穷，贵州有些地方穷的连地主都没有，富农也是屈指可数。红军到了这些地方找不到可以没收的地主土豪的财产，部队食粮的补充也非常困难。
另外，贵州还有令人要命的鸦片。虽然粮食产量不足，但是在王家烈等军阀的鼓励下，鸦片已经饱和。在贵州，鸦片可做货币使用，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用银元，也可以使用生鸦片。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曾经有不少挑夫挑着缴获的鸦片跟着行军。这不是红军内有人抽鸦片，而是红军用它们做货币使用。鸦片在贵州和云南有时候比银元还通行（云南使用龙云发行的滇票和贵州用的货币不同）。
鸦片虽多，赚钱的也只是王家烈，侯之担之流。王家烈下令，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个烟灯收税三块银元，在家吸鸦片每个烟灯收税一块银元。至于贵州的老百姓，20岁以上的男人几乎人人抽大烟，到了30岁左右就基本失去劳动能力，只能在家带孩子。这让本来就贫穷到极点的农民雪上加霜。
加上桐梓派军阀混战连连，军阀部队每到一地好点的就是抢夺劫掠一番，搜刮走老百姓剩下的粮食和一点财产。差的就是四处烧杀奸淫，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当时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贵州境内，所到之处老百姓几乎全部跑光，只留下少数行动不便的老头老太太。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只要看到背枪的，不管是哪一派系的黔军，肯定不是来干好事的。
以侯之担来说，红军还没有到贵州，他已经在自己的地盘两次强行征收了所谓剿赤匪捐款，大大搜刮了一通。但是红军一到，候部一枪不放的全线溃逃。王家烈也不比侯之担好多少，它辖区内一些税收都预收到30年之后的1970年。
红军如此，尾随的中央军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薛岳的中央军来到贵州，军需官居然找不到老百姓买粮食（由于道路不便，补给没法从后方运输，中央军也是在当地付钱买粮食）。后来通过地方县长乡长好不容易找到一些有粮食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把粮食背到中央军的营区，中央军的军需官还没有来得及给钱，这些老百姓放下粮食就飞奔逃走，搞得军需官们目瞪口呆。后来向黔军打听才知道，黔军粮食一律就地征发（或者说是抢粮食），从来没有付钱一说。老百姓不但要无偿提供粮食，而且如果给的份量少一些，还会遭到黔军吊起来毒打的，所以老百姓一般都是放下粮食就跑。
贵州老百姓对王家烈等军阀切齿痛恨，他们拥护红军也拥护中央军结果王家烈的统治。
3、王家烈自从夺得贵州大权以后，就开始和中央对抗。一方面，王家烈高唱拥护中央，一方面由其老婆万淑芬赶往广东和香港，和二广的国民党反对派勾结，他们还签订了秘密协议，准备联合三省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一同发动反蒋军事叛变。
用王家烈回忆录中的话来说：我为保持地位，只好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因此，曾经同广州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后来，这个密约被陈济棠的部下大将余汉谋盗出去，向蒋告密。从此，蒋视我为眼中钉。
由此，蒋介石对薛岳授意，要果断对付王家烈。王家烈能够获得贵州大权，自然也不是傻子。
1935年，王家烈和薛岳在中央军进入贵州之前开始谈判。蒋介石授意薛岳以甜言蜜语诱骗王家烈。薛岳告诉王家烈自己是陈诚一派，而拉拢王家烈的何应钦（何应钦是贵州人）是他们的政敌。只要地方实力派的王家烈能够和他们一致对付中央的军事大员何应钦，就是自己人。
薛岳还答应中央军只负责平越、黄平、瓮安、余庆防务和在黔北追击红军，贵阳一带王家烈的地盘仍由王家烈的直属部队控制，中央军绝不进入。同时，吴奇伟还答应给王家烈大量枪支弹药，并且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任命王家烈为追剿军第四纵队司令。王家烈对这次会谈非常满意。
但是，薛岳率领8个师的中央军进入贵州以后，并没有尾随红军追击到黔北侯之担的地盘，而是火速转向赶往贵阳。薛岳主力赶到贵阳以后，在1月21日他下令由中央军郭思演师长为贵阳警备司令，中央军99师控制了贵阳全城。此时，连王家烈自己出城也要遭受中央军城防部队的检查。王家烈说，当时我的处境异常难堪。
薛岳甚至开始在贵阳招兵买马，并且鼓励黔军士兵改投中央军。此时集结在贵阳周围的中央军已经有4万多人，数量上大大超过贵阳附近的黔军。王家烈此时张皇失措，深怕薛岳会对其下毒手。
但蒋介石认为此时王家烈的军队主力还没有损失，如果收拾了王家烈，其部下叛乱，中央还是得不偿失的。于是，蒋介石在1935年1月19日，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离开遵义桐梓一带以后，命令王家烈部迅速赶往遵义，桐梓一带布防。
王家烈判断局势，认为自己留在贵阳太危险，不如率部到遵义去。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比较富裕。而且黔北桐梓一带又是王家烈起家的地方，有一定的地方势力支持。加上自己由嫡系黔军保障，中央军一时不敢把他怎么样。同时，如果能够控制黔北，还有和中央讨价还价的余地。王家烈随即下令部下主力全部赶往黔北。
此时红军渡过赤水以后，本来想执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决定，强渡泸州、宜宾一带的长江，前往四川南部的。但是四川刘湘也不傻，川军早就在这一带修建了坚固的沿江防御工事，同时派出有熊猫之称的四川名将郭勋祺的二个旅追击红军，试图将红军驱逐出川南。
毛泽东遵义会议上台以后，在土城打了第一仗，试图一举歼灭郭勋旗部，摆脱红军的被动地位，进而渡过长江。但是土城战斗中，红军却不是川军教导旅的对手。失去重装备的红军战斗力已经大为减弱，虽然占有数量和地形的优势，但是川军的1万2000多人在郭勋祺的巧妙指挥下，以火炮的优势将红军从土城击败。
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战就败了。土城一战红军大约损失了3000人，基本把在遵义一带招募的4000新兵损失掉了。打不退郭勋祺，红军就无法从此处渡过长江。在扎西驻扎的红军，得知川军，中央，滇军四面合围过来的情况后，只得放弃遵义制定的渡江计划，被迫二次渡过赤水，回到黔北，准备建立黔北苏区。
红军回到黔北以后，接连打了遵义和娄山关二个战役。防守遵义和娄山关的王家烈的黔军8个团仓促迎击，被红军优势兵力击溃，黔军伤亡2400人，被俘2000多人，损失近半，余部也都溃散。王家烈在激战中险些丧命，他扔下主力部队不管，带着一个警卫营狼狈逃出遵义城。
这二个战役，红军伤亡也不少。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攻打遵义时，头部被黔军狙击手射中阵亡，这是红军长征中在战斗中牺牲的最高指挥官。
自此，王家烈失去了地盘，又失去了军队，成为一个光杆司令。此时红军又在中央军的压迫下离开贵州境内转而进入云南，王家烈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解决王家烈，收复贵州省
蒋介石首先派人让王家烈在贵州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中选择一个。王家烈开始不愿意放弃贵州的统治权，他表示愿意选择主席。但是派来说服他的中央大员暗示他，如果他当主席，军权由薛岳和其他桐梓军阀控制。没有军权的王家烈，随时可能被他们轰走。王家烈只好表示愿意选择做军人，他上书说：政治非我所长，我愿专搞军事。
1935年4月，王家烈向蒋介石辞去贵州省主席的职位，中央很快批准他的请求，并且把中央大员吴忠信派来接任省主席，管理贵州。蒋介石又命令他的机要秘书(主任)晏道刚策反王家烈的二个师长何知重和柏辉章。晏道刚许诺保持两人原有职务，并且各给5万大洋作为奖赏。
二人见王家烈大势已去，无意和王一同完蛋，随即决定投靠中央。他们以王家烈长期克扣部下军饷为名，聚众在王家烈住所附近闹事，一致要求将其撤换 (这个何知重还是王家烈的堂兄弟，此时也来落井下石，军阀啊，军阀)。王家烈走投无路，被迫在4月30日再次请辞军长一职。
此时，陈诚建议蒋介石借此机会杀掉王家烈，并且提出王家烈之前和桂系，湘系军阀的种种勾结，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行为。陈诚认为任何一条罪名，都足够杀掉他。贵阳各界此时也纷纷向中央控诉王家烈的种种腐化堕落，滥杀无辜的罪行，看起来，王家烈难逃一死了。
但是蒋介石对王家烈还算客气，毕竟王没有在这段时间内发动公然的武装叛乱。蒋介石就没有赶尽杀绝，饶了王家烈一条命。他任命王家烈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的空衔，还给了他5000块大洋的旅费。
但是，王家烈毕竟在贵州经营多年，蒋介石不愿意他再长期留在贵阳，夜长梦多。安排了王家烈的头衔和去留以后，蒋介石决定第二天就离开贵阳乘坐飞机回南京，王家烈亲自去机场送行。
在蒋的飞机发动以后，蒋介石突然对送行的王家烈说：家烈，你没什么事情，就顺路跟我回南京去吧。王家烈闻言大吃一惊，不知道蒋介石到底是什么用意，立时汗流浃背。他推说还有事情需要留在贵阳亲自处理，而且也没有带着行李，不愿意去。
但是蒋介石说：这些都是小事，就交给你的随从处理吧。王家烈无奈，只得带着一起来送行的小老婆粱氏，同蒋介石一同飞到南京。从此，贵州就再也没有王家烈这号人物了，在贵州盘踞长达20年的桐梓一派也土崩瓦解。
桂系李宗仁听闻此言，讥讽到：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尾声
王家烈走后，蒋介石为了避免桐梓派死灰复燃，随即重新对黔军进行了整编。为了避免黔系再次抱成团，黔军不再设军一级的编制，而是设置了5个独立师，分散到各地。
具体分别为：柏辉章为102师，何知重为103师。犹国材部编为121师，蒋在珍部编为新18师，侯之担残部也被编为140师。蒋介石又命令五个师限期离开贵州，分别驻扎到各省。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
贵州军权此时由薛岳暂时控制，而行政权力则由中央大员吴忠信控制，军政彻底分离，消除了藩镇割据的根源。贵州自此就彻底为中央直辖的一个省份了，也成为抗战中最稳定的后方之一。抗战中，日军最远也只是达到贵州的独山。
蒋介石利用红军和黔军火拼，以中央军仅仅伤亡2000多人，被俘1000多人的代价，收复了这个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上千万的省份，还得到了黔军2万多的部队。
至于军阀王家烈到了南京以后，并没有遭到什么不测。但是从一个土皇帝，成为一个有钱无权的中央幕僚，还是比较郁闷的。在之后的十几年内，王一直担任有名无实的空职。
1949年，王家烈没有随国军撤往台湾，而是回到贵州老家隐居。1954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为政协副主席。王家烈年轻时候祸害贵州老百姓很多年，贵州老百姓对其恨不得食肉寝皮。但是王到老却居然转了性子，开始真心的关心起贵州的老百姓。
1958年，时任贵州省委委员的王家烈，目睹了大跃进的种种错误。不忍贵州农民遭受饥荒，冒着很大的风险向中央直言贵州大跃进的种种严重错误，结果被划为右派。之后，王受到一定的打击。
1966年，74岁的王家烈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