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王右家
“解放后”，中共曾报答过罗隆基一杯羹。在中共的领导下，在为史无前例的中共极权专制统治表演“民主与共和”的舞台上，罗隆基曾当过部长，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第二副主席。这个时候的罗隆基，作为原英美派的自由知识分子，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早已荡然无存；而他那种敢在“旧中国”反抗“党治”的自由英雄气概，面对中共一上台就立即表现出来的，残酷的和全方位的独裁极权统治，也早已麻木不仁。相反，因传统文人求仕进之心暂时得到了满足，所以，他甚至对共产党满怀“感恩心情”。然而，此时在台的中共，已非彼时在野的中共。中共要骗他做马前卒和统战卒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共作为自由民主“天敌”的本性，更使它对这些曾甘心为之夺权篡国卖命的“异己分子”，充满警惕与防范之心。反过来，罗隆基身上英美派知识分子的“孽根性”，就只能成为中共的一个心病：只等将公开的敌人斩尽杀绝之后，中共就要“引蛇出洞”，下手翦除他们了。
这样的日子，不久就来到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刚刚在万隆会议上为共产党出了一场风头，飞回祖国，到达昆明机场，一盆冷水，不，是一盆冰水，便兜头向他泼了过来。在中共党报上印着的那些“彻底批判章罗同盟”、“揭露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等黑体大字标题，使得正满面春风的罗隆基大吃一惊。因为同盟也罢，联盟也罢，那罗指的就是他。而章就是章伯钧──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罗隆基一边看报，一边就象是坐在活火山上。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曾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读者须知，在那时，《文汇报》乃是配有中共党组书记的“民间报纸”，而《光明日报》则为中共统战部领导下、由中国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机关报。而那些曾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纯粹由知识分子自己主办的自由民间报纸，早已全部被中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身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指出：上海的《文汇报》和北京的《光明日报》……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份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人民日报》的这篇编辑部文章，立即将全国反右派的矛头指向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据揭发，《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旨意办报，于是揭出了“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又据揭发，《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秉承了罗隆基的指令。于是，又揭出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再据揭发，身为民盟副主席的章伯钧又与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结盟，成为“章罗联盟”。于是，章伯钧和罗隆基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国共讨之”的右派总头目。
刚下飞机的罗隆基惊慌地给章伯钧打了电话，然而，章伯钧只敢“语焉不详”。
罗隆基又慌忙给叶笃义打了电话，然而，民盟办公室主任叶笃义却什么也不敢告诉他。
罗隆基又将第三个电话打给了他十年来欲婚未婚的亲密朋友浦熙修，然而，浦熙修也同样不敢告诉他实情，只说要他赶快检讨。
后来，在章伯钧的家里，罗隆基横握的手杖，居然咯喳一声断成了两截，他只能仰天长叹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论，即：“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攥写的反右檄文，其锋芒，直指“章罗联盟”：“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休──《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
这篇举足轻重、一字千钧的“圣旨”还写道：“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还是这篇“圣旨”，干脆抖开了“阳谋说”：“前一阶段的大鸣大放，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就是说，毛泽东原来是要引罗隆基们出洞的，哪怕你罗隆基们不想出洞也不行。
这篇社论，是对于章罗同盟发起总攻的动员令。于是，大报，小报，大会小会，党内党外，中央地方，一致声讨“章罗同盟”。章伯钧、罗隆基们顿时成为中国最“忙碌”的人物。每天中午，下午，晚上，都要出席一场又一场批判大会。入夜，还要写检查和交代。这可是被同盟骂垮了台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没有逼迫他们干过的啊。
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人们勒令罗隆基作交代。罗隆基不得不站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抽走了罗隆基的椅子。当罗隆基答复了人们的质问，坐下来时，居然摔了一交。批判会上顿时发出了哄堂大笑，罗隆基不得不在人们的耻笑声中爬了起来。看着他那个狼狈不堪的形状，竟然就没有一个人扶他一把。就连摔在地上的眼镜，也只好由他俯伏在地上好不容易地才拾起来。共产党连最起码的做人尊严也不给他半分了。然而，年复一年地遭遇过他横骂的“国民党反动派”，却给过他太多的尊严和地位……就不用说不论他罗隆基怎样骂，“国民党反动派”都从来没有批判过他或斗争过他。
虽然罗隆基在不断的检查交代中曾一再辩解，说他“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当，秘密的阴谋”，但是，任他呼天抢地、披肝沥胆地对共产党表现他的忠诚，非但共产党对他铁石心肠，而且连“革命群众”亦对他不肖一顾。
他写信给沈钧儒求援，唯恐不能自保的反国民党大将沈钧儒，躲之犹恐不及；
他写信给郭沫若求助，曾公开跺足大骂过“独夫民贼蒋介石”的郭沫若，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姓毛的红太阳，哪里还敢理睬他？
他的大右派算是当定了。
但罗隆基还是不肯甘心。他在批判会上，捶胸顿足地向共产党捧出了一颗红心，哀求道：“就算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然而，他得到的回声却是：罗隆基顽固不化，罗隆基极不老实！当时有这样的话论及罗隆基：说他是右派的老祖宗，是死不投降的右派。而这才是共产党所需要的。因为，必须铲除一切所谓的“自由派”，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
然而，最令罗隆基痛心的，却是他那三个至亲好友对他的彻底背叛、出卖和诬蔑。这三个人，如罗隆基的遗稿所言：一个是所谓的我的‘亲信’，一个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一个是我的机要秘书。这三个人对罗隆基进行的揭发，只能使罗隆基心寒。因为“那不止是社会上会以假为真，就是党的领导对你们的揭发亦难于辨别真假了。所以《人民日报》和其它报纸对你们三个人的揭发，都全部发表。这就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我万口莫辩了。”但也正是他们三人，才使罗隆基对自己曾一心相与的中国共产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一种已经被共产党彻底抛弃的感觉，使他寒彻心脾。
他痛苦地写道：“你可以想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多么地沉重，内心是多么地痛苦……你所谓的揭露，有许多事是你捏造出来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你在座谈会上凭空造谣说，在抗战期间我从昆明到四川，在公路上掉了一个小皮箱，要你赔了五千圆。这是你最荒唐的捏造。这种捏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与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关系？你捏造时有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五千圆钱还不是一个小数，你那时候拿得出五千圆吗？无怪乎你说这话时全场大笑，我掉了皮箱后，问你要过五毛钱、五分钱吗？”然而，这正是共产党所惯用的欺骗和造谣手段，他罗隆基也曾在共产党的教导下，用这个手段大大地对付过“国民党反动派”。
当然，罗隆基不知道，共产党的铁拳还需要的，就是被扭曲了人格和人性。而他罗隆基本人，也是在为共产党充当马前卒的岁月里面，特别是在这一场批斗他的反右派斗争中，人格遭遇了彻底的扭曲。因为，他那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时候的“大无畏”勇气，岂但荡然无存，而且早已变成了一个只能跪倒在地、只敢哀求共产党饶恕的可怜虫了。
对于众叛亲离的罗隆基来说，众叛固然可悲，亲离则更为可怕。罗隆基至死都不曾想到的是，与他十年不是婚姻却胜似婚姻关系的密友浦熙修，不仅与他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且竟然也成了揭发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将”。他，实在是至死都不能理解，共产党为什么具有能够如此恶化人类心灵的“绝世才华”！
然而，浦熙修也曾为自己、并为罗隆基据实辩解过，但立即就被她亲爱的党指斥为“不老实”，“两面派”，和“负隅顽抗”。然后便是大会轰，小会攻，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使浦熙修天旋地转，痛苦不堪。迫于无奈，她不得不交出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私人信件。虽然在这些信件里面没有任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有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还是令她心惊肉跳，使革命群众义愤填鹰：“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力，可以变化无穷。假使你读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于是，罗隆基立即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说他想做王莽，与章伯钧一起效法“匈牙利事件”。
其实，那是罗隆基在“解放前”写给浦熙修的信。那段话是针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说的，怎么能与什么“匈牙利事件”、“张罗联盟”扯在一起？是的，对“国民党反动派”是可以做王莽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绝对不会因为一封信而批斗罗隆基，更不会逼迫他的情人交出这样一封私人信件。但是在情人间保留有这样一封书信，在共产党的“新中国”，却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共产党比王莽、乃至任何一个“反动朝代”，都敢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终于被彻底扭曲了人性的浦熙修，开始揭发起十年所爱的情人罗隆基来了。她居然揭露“罗隆基是由一个地主寡妇抚养成人的，是地主成份”。这实在令还没有给共产党划成地主出身的罗隆基心碎了。
一九四六年初，罗隆基与浦熙修相识、相爱于重庆。直至一九五七年，都是他十年来的亲密朋友。当年，浦熙修是重庆《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派”给了他们新闻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时代，拿起笔作刀枪，篇篇文章就象投枪一样，专门掷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敢拿她怎么样。虽然，她还是中共军事领袖彭德怀的小姨子。也正因为是在那样一个有着相当自由的时代，所以，她才能够在政协会议上，为所有共产党或亲共产党身份的政协委员们写专访，更将共产党和亲共的政协委员们写成了“一朵花”。她就是在那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的“真政治协商会议”上结识了罗隆基，并与早已亲毛反蒋的罗隆基产生了爱恋之情，因为他们实在是一对敢恨敢骂敢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天生情侣。那时节，他们形影不离，一起在重庆，在南京、在上海，做着共产党的盟友，更做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共革命事业”。
然而，这一双共产党的坚定盟友，竟然在“解放后”呼喊了千遍万遍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后，被共产党将他们双双打成了右派，成了共产党的一双“恶毒的敌人”。甚至连这一双情人，也只能在共产党的批判下，互相“化爱成仇”了。
被打成了右派的罗隆基和浦熙修，后来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罗隆基远没有熬到文革，以再遭遇一场更其疯狂的迫害，便在孤寂与痛苦中离开了他曾一心相与的“共产世界”。浦熙修因熬进了文革，便在受尽了污辱和斗争之后，含恨弃世。这一对曾在杯光酒影之间骂够了“旧中国和旧社会”的情侣，直至“国民党反动派”被他们骂倒之前，他们都曾意气昂扬地做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座上宾。然而，这一对为共产党做够了马前卒和统战卒、喊够了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粉红色情侣”，却只在短暂的和提心吊胆的得意之后，就身败名裂在共产党专政的铁拳之下。中华民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而今你们在九泉之下，若真的天良尚存，那么，你们的灵魂，难道就不觉得自己曾对那个给了你们太多自由和民主的中华民国，特别是对被共产党糟蹋够了的苦难的中华民族，怀着太多的愧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