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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过河》那些事儿

中国的小学课文总是随着政治变来变去,一个时代的流行课文往往下一个时代就被剔除。但是有一篇文章却从1957年开始一直留在小学课文里长达六十多年,这就是《小马过河》。

《小马过河》的经典之处,在于它确确实实太适合做小学课文了。它是一个童话故事,但是不会像格林童话《桧树》之类不适合儿童阅读,不像《白雪公主》一样有太多隐含的邪恶。它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寓言,却不是让人生厌的说教。这故事所宣扬的道理,不论放在东方,还是西方,几乎都不会跟当地的价值体系冲突,不会跟《阿凡提借锅》一样,被美国小朋友认为地主和阿凡提都是恶心的贪婪者,连小学生都认为它会教坏孩子。

所以,《小马过河》真的很普世。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政教合一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都有它的译本,从没有哪个国家觉得《小马过河》会跟政治或社会主流价值产生冲突。所以,它也被国外的很多课本采用。

用百度搜索一下“小马过河”,发现它不仅是一篇课文,一个典故,一个成语,还是无数人的ID,还是某个网站和某些公司的名字。

2、
《小马过河》的作者是彭文席。1955年,彭老师当代课老师的时候,觉得孩子们实在是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了,于是决定编一个故事教育孩子,就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写了这篇故事。原来的标题叫《小马过溪》,投稿给上海的《新少年报》。编辑觉得“溪”这个字不大好,建议改成“河”,于是发表的时候就成了《小马过河》。

我猜想编辑之所以建议把溪改成河的原因,是因为读者来自五湖四海,在中国很多地方,孩子们对溪没概念。在彭文席的家乡,河的概念和北方是不一样的,那里的河专指运河。比如说温瑞塘河,京杭大运河,那叫河。北方人叫做河的东西,在当地只有两个叫法:上游比较小的叫溪,到了下游比较宽,就要叫江。比如说楠溪江,上游叫大楠溪、小楠溪,大楠溪小楠溪汇合以后就要叫楠溪江。如果彭文席给他的学生读《小马过河》,说“河水哗哗地流着”,小朋友们一定不解地睁大了眼睛问:“老师,河水怎么可能哗哗地流?只有溪水才会哗哗地流吧。”

于是,那些在作者家乡给孩子上课的老师们,一定要给学生们解释:“《小马过河》里面的小河,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工挖出来的那种运河,而是我们这里说的溪坑。”

3、

后来《新少年报》在报纸上开展读《小马过河》读后感的全国小学生征文比赛,把《小马过河》的影响力扩大了。1957年,北京市将《小马过河》选入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继而各地的教材也陆续选用。

但是,彭文席老师已经没有机会给学生讲他写的《小马过河》了。文章发表之后,他就被取消了代课教师资格,回乡务农。彭老师晚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虽然没有划为“右派”,但被列为“政治不可靠”,辞退回乡。这样,连代课教师的资格也没有了。回到老家,又认为教师队伍辞退回来的,当然与“四类分子”一样。所以,别人的工分10分,我仅3.5分,“四类分子”开会,我都被叫到场,听训话。这时我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生活之艰辛自不待言。”据说他政治不可靠的主要原因,是有亲属在台湾。

在写《小马过河》的时候,彭文席是一个代课老师,但是他曾经是一个有编制的公办老师。彭老师自述:“1946年,我从瑞安中学高中毕业后,家父病故,家贫不能升学,就在乡小当教师,也迎来了温州解放。此后,我全心身投入教学工作,1953年我在瑞安阁巷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当时。虽然工作十分的繁忙,可我仍坚持读书,而且还喜欢写作。记得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题目为《纠正错别字的经验》,想不到反映不错,收到不少来信。后来还就时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刊登在《浙江文教》杂志上的《历史教学漫谈》一文进行批评,得到宋云彬的肯定。这样,可能有点自我感觉良好,感到怀才不遇,1953年就离职报考大学,结果政审不过关(因父亲在平阳县当过警察局长,1949年前病故),大学没有录取,之后成为代课老师。业余我也转向儿童文学的写作。”

怀才不遇会让人痛苦,但是努力奋斗的结果可能是更痛苦。有时候不认命还真不行。

4、

当了多年的农民中的最底层以后,彭文席老师时运来转。

“1979年,国家八部委联合举办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此前第一次是在1954年举行。上海《新少年报》将《小马过河》推荐上报,获得一等奖。然而,组委会找不到这件作品的作者,要求推荐单位将作者找到。极端负责的编辑到过上海外国语大学寻找,因为有人看过《小马过河》的英文版,怀疑是篇译文,后否定无果。又写信到瑞安县文化部门询问,又是查无此人,最后从发黄了的稿费汇款单上发现了“瑞安周苌小学徐立夫代领”,才找到了我。1980年5月30日,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颁奖大会,从中央领导手中接过了获奖证书。”

一个中国作者写的《小马过河》,入选小学课本二十余年,读者数亿,在中国家喻户晓,被翻译为多种外文,结果获奖后居然找不到作者,而那些读过英文版的人居然开始怀疑是从英文翻译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笑话。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段佳话。

那些年,55岁的作者坐在老家十八家村的田头,拿着3.5个公分,养他的5个孩子。所幸的是,中国还有一些很敬业的人,保存了1955年的稿费汇款单。代领稿费的这位周苌小学徐立夫老师,是彭文席的好友,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乡村教师,好书法碑刻,凡路遇碑上有好字,必拓下细究。你若在他家乡看到一个庙里有一块《xx庙重修记》碑文,或者某乡贤祠堂、路亭的楹联写着徐立夫撰或徐立夫书,那多半就是他了。

其实,不仅稿费是徐老师帮他领的,连投稿也是徐老师帮他投的。据徐立夫先生回忆,当时彭因其父的背景被划为“四类分子”,再加上大舅子在台湾的关系,连寄信投稿都担心受到别人的怀疑。

5、

得奖后的彭文席老师还是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那时候要拨乱反正,那些文革中被划为右派的,打成反革命的,后来都平反了,恢复了体制内的工作。但是,彭文席老师却得不到这种待遇,他说:“由于我没有打成“右派”,也不是“四类分子”,是自动离职,无反可平,因此在参加浙江省第二次文代期间,省长薛驹特批重新招工,我才正式回到教师队伍。”

于是,五十多岁的乡村农民彭文席在省长特批下,“重新招工”,成为公办教师,算是又有了铁饭碗。小学教师的职位对一般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种田多年却只拿3.5公分的彭文席老师来说,却意味着从此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不再为贫困所迫。

彭老师那时候有多穷?当组委会通知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时,他表示没有钱买车票,后来是组委会决定给他报销路费。他没有钱买新衣服,穿着旧解放鞋,旧中山装,就这么登上了领奖台。

后来,彭文席收到来自各地的汇款单,一些国外出版社得知《小马过河》的原作者地址后,也汇来了美元稿费。彭老师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富人,一年时间收到的稿费比他的工资还高啊。这一辈子,他从来没这么富裕过。因为贫穷,彭老师轻易不看病。即使他后来不再贫穷的时候,也轻易不看病。

他一辈子只住过一次医院,2009年,也就是他临终前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有胰腺癌。“我这辈子还从没住过医院,你们快点帮我出院吧。”他跟儿孙们说。

6、

让我们脑补一下当年的旧事。1955年,徐立夫老师晃着刚拿到的13.5元稿费,对彭文席说:“请客!请客!”,彭文席说:“好,好”,却实在舍不得把钱都吃完,那时候13块钱可以办一桌酒席。于是,他把十块钱塞入内兜,拿出三块五毛钱的零头,请同事们吃了一顿炒面。那时候的炒面,里面可能还有肉丝。他们也可能一边吃炒面一边喝黄酒,还点了一盘花生米和豆腐干。

再脑补一下彭文席老师交好运的时代。1980年,他终于重新变成一个公办教师,在云江公社的中心学校教书。那时候的中心学校,应该在屿头村,屿头村似乎也可以叫繁荣大队。那个学校像个四合院,东西两边是教室,南边是一个大礼堂。北边是办公楼。办公楼的下面是一个大厅,是一张乒乓球桌。正面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像,左边墙上贴着新版的国歌,歌词是这样的:“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那时候,彭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是在二楼西边,一个用人造板隔出来的大约十平米的小房间,人造板上没有刷漆,也没有贴纸。彭老师跟一个正在读书的孙子住在一起。每天他笨拙而辛劳地拖地,擦桌子,心情愉快,享受着二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日子。已经没有人记得他是教语文还是英文。有人说他是语文老师,因为他是作家,而且古文根底很好。有人说他是临时招进来的,语文老师名额满了,所以让他教初一英语。

7、

《小马过河》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文艺。1978年,《光明日报》发了一篇划时代的重要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社论迅速被各大报纸转发,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的背后,是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中国进入了邓小平和胡耀邦主导的改革开放时代。而《小马过河》这篇家喻户晓的课文,在中国早已成为一个典故和成语,他几乎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鲜活版。在各条战线的争论中,都会有人引用小马过河的故事作为例子。

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实践检验标准的肯定。政治斗争的结果,是1981年华国锋下台,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政。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邓胡时代的标准话语,而这句官话的文学版,就是《小马过河》。

如果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与现在相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社论可能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无数的人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那篇被大量引用的《小马过河》,也可能从此被清除出小学课本。那么,作者彭文席刚刚得到的小学教师职位,可能也会又一次失去吧。

8、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彭文席老师并不是孤单的。在飞云江南岸的那片平原上,有一群这样的老式文人,他们或许是乡村教师,或许是清末或民国的士绅后裔,或许是下放的右派,或许是下山的知青。在那样的时代,他们经常聚会,喝酒,吟诗,临碑。而这样的人正一个个少去,这样的传统和文化,也许会销声匿迹。

那时候,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乡村老式文人的故事,会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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