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的机枪手，1932，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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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到上海江湾的日本坦克兵，1932
“九一八”以后，全国一片沸腾，爱国学生纷纷要求立即对日宣战，舆论界则分为两种不同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别有考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于是，“不抵抗主义”的帽子便扣到了国民政府的头上。今天，虽然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已经对抗战作出了许多实事求是的研究，出版了相当的学术成果，但是这“帽子”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吗？共产党真的“抵抗过”吗？要想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就不得不首先回顾那个时代曾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其重要的时代背景。
“九一八”时的国内环境
“九一八”开始的战争，侵略的一方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被侵略的一方呢？一是没有统一的政权，二是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三是没有统一的财政。至于军队装备的悬殊对比和两个国家工业基础的极大差距，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一、政治、军事、经济概况
“九一八”前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三个政权，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财政，每一个政权都以对方为必须消灭的敌人。
第一个分裂政权是三十年代初“广东国民政府”的短暂存在。
1931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南京被扣，另两位元老居正和谢持，一被囚禁，一被通缉，从而导致国民党内讧又起。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等辞职，铁道部长孙科也离开南京赴广东，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等在4月30日发出通电，弹劾蒋介石，陈济棠等广东将领也发出通电支持弹劾，北伐成功之后再爆内战的始作俑者、广西实力派军人李宗仁顿时加入其中。于是，5月27日，以汪兆铭、邓泽如、邹鲁、孙科、李文范为常委的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遂成立于广州；以唐绍仪、汪兆铭、孙科、古应芬、邹鲁为常务委员的广东国民政府也随之成立；一个意图与南京对峙的国民党政权在南方出现。它仅发生在“九一八”之前数月。
但是，一旦“九一八”事变发生，已经在湖南对立的两方军队立即言和，胡汉民等随即获得自由，和平会议马上在上海召开，分立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也随之消失。
1985年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曾评论那时候的形势说：“北伐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宣传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国民政府号令所及不过是沿海的城市及其近郊的腹地，中原大战及国共的武装冲突都是对中央政权的直接挑战。即使不在战争状态下，国民政府也必须容忍内地的割据。军阀中势力大者，如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龙云、盛世才等人，占地跨省兼圻；次焉者，如四川的军人也分别盘踞州郡。因此，国民政府的权力基础其实只是沿海城市的中国，对南方的粤江三角洲及北方的平津地区尚且鞭长莫及，这南北二地的地方势力还分食杯羹，不让国民政府专有其资源。”（注1）
第二个分立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江西“苏维埃政权”。这发生在“九一八”之后。
从中共成立起，中共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经费、组织到政治路线，都完全按照第三国际的命令行事。而第三国际是直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苏共则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而发出指令的。俄国从彼得大帝起就扩张了几百年，二十世纪的扩张，只是改换了一个“共产革命的名义”而已。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第三国际就作出决议，题目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九一八”事件的性质是：“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该决议明白宣称“九一八”事件是对中共的一个重要而且有利的事件：“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斗争以极大的顺利，造成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进一步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因此，这个决议对中共规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注2）这是在命令中共要于国难当头之时，利用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去引导他们推翻国民政府，变“抗日”为“革命”。
按照这个指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才一个多月时，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央政府，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由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由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并且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机构。一个“认俄作父”的国中之国篡立起来了。
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无非是要利用日本人的侵略，来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于危亡时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去抵挡日本侵略者。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有国际背景的“俄式武装中国”的成立，会给执政者以怎样的影响和压力。
就在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的11月27日，当天红三军团攻陷会昌，次月，鄂豫皖红军占领湖北黄安，各路红军纷纷出动，攻陷了十余座城市，只是围攻赣州不淂。
国民政府不得不两面作战
对于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抗战，中共发出号召，要求推翻国民政府。以下原文抄录《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八条每条的第一句，以显示其要：
“一、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五、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六、农民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七、总同盟罢工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压迫一切革命运动！”“八、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维埃！”（注3）更多的文件都显示，中国共产党对内的武装斗争在“九一八”以后更加强了，因为国军为了抵抗日本而被迫分散了兵力。
关于军事情况
早在1927年刚刚攻下南京、北伐尚未成功之时，总司令蒋介石就把另外三个军队势力人物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任命为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请他们在国民党内担任有地方党务权利的政治分会主席。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之后，这四大巨头之外，又加上了在东北统领数十万大军的昔日奉军头目张学良，还有广东陈济棠、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等地方军阀。国家统一只是表面现象，军队并没有真正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
随着北伐成功，缩小全国庞大的军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929年1月1日开始的编遣会议以失败告终，埋下了全国大规模内战的导火线。虽然中原大战结束，有利于中央的统一，但是势力人物统治地方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军队的实际控治范围仍在江南一带，加上安徽省。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各个省的势力人物才逐步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但是，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的中共红军，却于国难当头之下，不断袭击国民政府军队，不曾向日本军队发射过一枪一弹。其时，红军有三股重要部份，即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控制着鄂豫皖苏区，号称八万人；以贺龙、邓中夏为首的红二军团，大约有三万人；江西的中央苏区，包括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加上地方军共约四万多人。由于中国无休止的长期战乱，使得农村普遍缺乏粮食，接近崩溃的环境，这就给善于打家劫舍的中共红军以存在发展的方便条件。这对于必须抗日的国民政府来说，自然是心腹大患。
军队的严重情况，是在热河失守以后。胡适曾着文披露道：“军队完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3月5日宋子文院长发表谈话，叙述热河的情形：‘我国守热河之军绝无所谓参谋工作，军事长官消遥后方，迟迟其行。太古式之车辆用作运输，自北平至前方用骆驼须数星期方能运达。最前线各部队一无联络，高射炮及排壕工具丝毫未备，军事所受者仅操场之训练。’他又泛论吾国‘养兵数百万，而器具寙劣，衣食不周，几为乌合’。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评语。……中国军官都不会看地图，我起先还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几日北平一个机关的负责人对我说：‘此次军队出发，都没有地图。都来问我们要地图。我们半价买了许多幅苏甲荣编印的东三省热河地图送给他们。’我听了不胜诧异。”（注4）
关于财政状况
关于战争和金钱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有名的德国将军说过：“战争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可是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以通常的国家所必须的财政标准来衡量，国民政府几乎无财政可言。
从满清王朝崩溃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以前，可以说，中国财政情况之糟糕超乎想象。一、全国有几个政治中心，各自收税打仗。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当然不能真正达到全国各地，各地没有资金上缴，就谈不上有实际意义的财政预算和支出，1920年以后北洋政府就没有财政预算，那一年的总收入是四亿九千万圆，支出超过六百万圆。二、主要收入来自海关。但是从1854年开始，英国人就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而且海关的收入，从庚子赔款起，都用来付外债，直接从海关转付。另外一项重要收入是盐税，沿海由英国人控制，内地的大量盐税被地方当权者控制，成为地方军阀的财源。没有关税和盐税，北洋各届政府的财政来源，只能依靠借外债，今天看起来，有点荒唐。三、没有国家级的中央银行，主要的银行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甚至也没有中国自己独立流通的货币。所以说，几乎没有财政可言。
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西方列强被迫同意中国的关税自主，美国在这年的7月25日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这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中国竟然在1931年有三亿八千五百万的收入。这一年，虽然还不能统一盐税，但是规定各个盐务区必须汇寄一定的款项给中央政府，同时也开始征收烟草税。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在1928年成立。宋子文是这一初创时期的领导者。
在“九一八”开始的时候：中国除了海关税收以外，只有盐税一亿五千五百万圆，中国流通的仍然是满清以来的银圆。中国自己的货币法币是在1935年，在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时才有的。但是，全国统一收税后，就不得不取消地方行之已久的关卡性质的厘金，大约每年两千万圆。于是只有靠增加棉纱、水泥、面粉的税收来补足。打仗必须的钱在哪里？
并且在那时候，抵抗必须的现代交通设施几乎没有，铁路不到一万公里，而且集中在东北、华北，南北大动脉广州到武汉的铁路，经过一再努力，在1935年才通车。公路起步晚，只有东部几个大城市之间的两、三千公里。航空更谈不上，在1930年8月才刚刚建立中国航空公司，而且是与美国合资。水中航运在1931年有船3273只，共计497599吨，而英国那时在中国却有吨位468122吨，日本有150587吨，民族的航运才开头。交通好比是人的血脉，如此情况，怎样和世界一流强国打仗？
农业与古代比较，几乎没有变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现代农业，中国农村处在破产边沿。根据立法院统计，在1931年，大米产量有4亿石，加上大麦、小麦的4亿5千万石，共有粮食8亿5千万石，那时总人口为4亿7千4百48万，每人必须消耗粮食2石5斗，所以每年必须生产粮食11万7千5百石以上，当时缺少粮食达3亿3千6百20万石。就是在正常的年月，中国农村人口有一半以上不得温饱。以上的数字都是国民政府的正式统计（注5）。而且在1930年，“长江泛滥，淮河运河次第溃决，华中十余省，顿成泽国，灾区计七万英里，灾民二千五百多万，淹毙十四万，农村损失共计二十亿圆。洪水横流，浩劫绝代，而日本乘我多灾多难之际，遂发动沈阳事变。”（注6）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就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曾在1932年警告道：“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整个的乡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程度。这是中国的致命之伤。我敢大胆地说，就是中国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都被日本的飞机大炮毁成一片焦土了，只要乡村经济不破坏，中国还只受皮肤之伤。反过来说，倘若我们不从今日起，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挽救乡村的经济，就是日本不来攻，我们的都市全要变成死城，而我们这个国家也就自然地亡了。”（注7）
处于最前线的东北的财政情况又如何？张学良在1930年12月3日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报告说：“吉林财政，年可盈余数十万，多则百余万圆，黑龙江每年亏空千余万圆，辽宁每年亏空二千余万，热河收入无几，其亏更甚。东北数省，其所发行的纸币，约七十余种，政府方面所发行者，亦达三十余种。辽宁方面，奉大洋五十圆合现洋一圆，奉小洋票须六十始合现洋一圆。吉林须九百几十吊，始合现洋一圆。黑龙江大洋本位与奉票同。哈尔滨用大洋。热河须一百三十多吊始合现洋一圆。因各种票价之不同，政府方面，去年损失达六千余万。又因出产不能运销各地，例如今年大豆丰收，豆价原为每担一圆二角，今年降落至八角，于是财政受到影响。益形不堪……”（注8）这些数字读起来过份枯燥，不继续摘录了。东北始终是张氏的独立王国，最为稳定，外人不曾进人，可是也如此糟糕。差不多在同时，国际联盟讨论中国问题时，就有他国的代表说中国不像是一个国家，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慨。中国如何打杖呢？
工业主要是轻工业，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打仗必须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薄弱到极点。在1936年论述中国工业发展的专文写道：“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国内共产党既加紧向中央政府进攻，国际形势，更无时不在帝国主义极度威胁之下讨非人非国家之生活，一切建设无由发展，工业建设不仅无成绩可言，且原有之脆弱基础，亦有土崩瓦解之势。”（注9，以上的几种数字都出自1936年出版的同一本书）
那时打仗要多少钱？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32年8月写道：“据我所闻，目前北平所发的军费，每月是四百一十万。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的时候，一共三万人（八十八、八十七师除外），中央每月发五十万。要拿这个数目做标准，则每月四百一十万，养十五万兵，已经很多。据军政部长何应钦最近的报告，中央剿共产党的军队，夫子不算，一共是六十万人，因为作战，每月要多用三百万。”（注10）全国大规模抗战，钱从哪里来？
不顾极为艰难的国家财政而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没有政治背景的青年人是出于激愤和不知情，政客就不同了。
以上三项都重要，但是以政治中心的建立最为重要。因为政治中心一旦建立，就可以建立军队的指挥中心，就可以改善和发展经济，准备战争。
中国政治中心的建立问题已经突出好几十年了。自明朝废除宰相制以后，宦官当政，空前地集权，权力就导致制度的腐朽，清朝初年黄宗羲的代表作《明儒学案》已经透露出明朝的专制问题。清朝的异族专制变本加厉，虽然康乾盛世时版图有扩大，但是专制加剧，后期连什么也不懂得的慈禧，竟然长期在位，这就是制度问题，政治就逐渐失去中心，十九世纪后期的动乱与此有关。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逆时代潮流而建立政治中心的企图失败了，只有孙中山先生有可能建立这中心，但是他在事业出现希望的时候去世了。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群龙无首，蒋介石的德望和资历都不够，凭借他领导北伐成功的功绩和力量虽然取得政权，即使能服民心，却服不了“党心”和异端之心。因为他在国民党里的资历浅了，还成了异党异军一心想要打倒的对象。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正是政治中心出现十分动摇的时刻，蒋介石被迫下台返回浙江故里。
但是，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恰恰是蒋介石的军人特点，才能适合统帅全局。那些逼迫他下野的人，又只好将他请了回来。他在1932年3月18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参谋总长，国民党无论内外都没有人表示反对，中国政治的中心遂由蒋介石逐步建立起来了。
有了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才有可能进行全民的抗战。历史的经验正在此。
“攘外先安内”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仍然继续以武装推翻国民政府为其首要的方针。1988年由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和（9）是“九一八”以后不久的、非常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下摘录几段来说明中共中央在当时的立场（不另加注释）。
1932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造成全中国的总崩溃，使全中国千百万大多数民众饥饿，死亡，使中国民族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压迫，侵略，使全中国民族蒙此奇耻大辱的罪人，当然是地主阶级国民党。”其时，甚至宋庆龄等所谓国民党左派，那时都被划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中共所指出的出路是：“只能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民众的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我们才有出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中共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呼吁：“民众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是我们的同盟者。”虽然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共仍然把国民政府当做首先要打倒的对象。
“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中共中央却为此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号召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在国难当头之时，“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全上海的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举行总罢工来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夺取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的政权！”
因此，中共中央对于各个根据地的红军发出了不断攻击的命令：“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有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接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的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西北、鄂东、鄂豫边、湘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份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弱小的红军，不断地对抗日大后方发动进攻。曾经任中共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早在1930年7月，彭德怀统率的红三军团就第一次攻打长沙，成功了，后来第二次就失败了。
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有六千多人，其任务竟然是威胁抗战首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但是那时候的“抗日先遣队”，怎么能够公开做这种破坏抗战的举动呢？中共中央就是在临行时，竟然也没有宣布作战的目的，哪怕作为参谋长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粟裕当面问总司令朱德，才知道这个“抗日先遣队”的真正战略目的。对此，后来粟裕曾说道：“宣传抗日和支持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持皖南群众的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后，立即出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注11）在第三国际在1935年因为苏联安全的需要，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前，中共的一切都只是推翻国民政府，与日本军队夹击中国军队，如今出版的许许多多的中共中央文件都可以作证。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又面对中共在国难当头之时要继续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叛乱叛国行径，却必须艰难地在夹攻中寻求国家生存和抗日致胜之道。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由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当局当然明了国家的内部情况，明了中日国家力量的悬殊对比，明了第三国际中共支部的基本方针。如果对内没有求得安宁，完全对外抵抗，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够是接受日本极为苛刻的条件，让中华民族陷于深渊之中。另外的结果，是日本和中华民国两败俱亡，而苏联和中共得利。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被迫停止攘外先安内的方针，出现的便是第二种结果。
在中国东北的两个主要竞争国是日本和苏联，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来一直如此。所以那时候苏联的策略，就是挑拨加剧中日的矛盾，以便从中得利。以苏联为依靠的中国共产党，正好利用一般的反日情绪，鼓动立即抗战，来达到乘机扩张和捍卫苏联的目的。而狂热的日本军阀却不了解这一点。蒋介石等政治家对此却非常清楚，所以在决策时充满疑虑，被迫应战。何况国家的种种内部情况也不允许立即抵抗，只好对日本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忍辱负重方针。但是日本的少壮军人把日本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或者逼退，或者暗杀，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一天天紧张。所以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写作《敌乎？友乎？》一文时，就以起码的常识和客观的理性精神对日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文章指出，日本无论对美国或者对俄国开战，与中国同时作战都是战略上的失败；而对中国全面开战，除非占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一段指出战争可能给双方带来同时毁灭的惨重结果：“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碍谋及久远的和平。”（注12）后来战争的结局证明了蒋介石所说的“双方毁灭”的远见，即是日本挨原子弹，中华民国丢失大陆。
关于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有几次重要的阐述
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到达上海以后曾发表谈话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来外侮，是必然的。反转过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样强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急，那末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都是居于必败之地。”（注13）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说明了遭受内外夹攻的处境，以及先内后外之道：“倭寇之侵略，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而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迫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余剖视倭人之心肝，瞭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也。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证党国之时，则不作无谓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他。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注14）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蒋介石曾在1932年6月9日解释他的政策说：“我们这次剿匪勘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是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注15）虽然蒋介石知道这历史的教训，但是因为西安事变发生，终止了他就要完成的第一步政策，果然就重演了历史的悲剧。
两种反应
弱国加上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是马上全面抵抗，还是加紧准备再抵抗，国内分成两种不同意见。主张马上抵抗者，最初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利用此爱国热情的，以所谓救国会“七君子”为代表，他们的后面便是企图乘此夺取权力的中共。主张加紧准备，以暂时的妥协换取时间，因而拥护国民政府基本政策的，则以胡适等著名知识分子办的《独立评论》为代表。
早就蓄意侵略中国的日本，看到了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确存在着深刻危机，这是他们敢于发动侵略的重要原因。在1931年5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关东军侵占东北的各种方案中，《关于满蒙问题之概念》部份，曾这样看待中国的国内问题：“综观中国之现状，自辛亥革命以来二十余年内乱相继，以此国内统一前途遥远。近时自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外观虽呈向统一建设迈步之势，但国民党指导原则的三民主义亦仅为外来思想之翻版，内容空虚，不足以维系人心。目前国民政府乘各国意见不一致之机，在外交方面虽然取得若干成功，但在内政方面依然属于军阀争权时代，并无任何民主革命之势。即不能承认为人民已得幸福。随着国民会议之召开，反蒋运动正在各地兴起。通观中国四千年之历史，易姓革命相继，殆成战乱之历史……总之，不过在包含如此自治乡村之地域上冠以国家之名而已。故从一般民众的民族发展精神而言，其国家意识淡薄自属当然。”（注16）“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察觉。”日本军人没有看见中国社会蕴藏甚深的民族情绪，而开始其鲁莽的侵略行为，终于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九一八”刚刚发生，全国就沸腾了，以学生为最。9月20日，全国三十个主要大学在同一天成立“抗日救国会”，推出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北平以北大、清华为中心。北大学生会发给国民政府的电报说：“事机迫切，亡国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次日，救国会发表宣言，要求全国普遍进行军事训练，东北学生还组织敢死队。9月28日，在首都南京以中央大学学生为主的四千多学生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长王正廷接见时，殴辱部长，致使王部长在30日辞职。全国各界也起来了，上海在9月24日有三万多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北平各界于9月28日在天安门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对日宣战，抵制日货。南京各界也在体育场举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万人为国哭号。10月初，学生运动及全民的爱国运动遍及全国。这激情的运动发展到后来，连代表国民政府接见他们的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都被按在地上殴打受伤。民众的抗日热情，是抗战致胜的基础，“九一八”以后两三年，经过引导，民众的热情基本纳入理性的轨道，成为侵略者不可摧毁的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
但是高昂的爱国情绪如果继续非理性地发展，则为潜伏的中共地下党重新活动创造了方便的环境，他们就躲在爱国的群众运动后面鼓噪。后来在西安事变前后起了重要作用的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等人早在“九一八”后的9月27日，就出现在东北人示威游行的行列之中，不动声色地把矛头引导向国民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着的书籍中，曾这样总结抗日群众运动道：“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注17）中共成功地、巧妙地左右了部份爱国运动，在民族危机时为其一党夺取政权的私利服务，其中以所谓沈钧儒等“七君子”领导的救国会为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年的活动和准备，1935年10月27日在上海西藏路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声称反对与日本作任何妥协，要求立即全面抗战。第二次宣言中，公开提出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一切内战，共赴国难等进一步主张。救国会的分会遍及全国各个大城市，逐渐左右了社会的舆论导向。同时，他们拒绝国民政府对救国会的指导，把矛头处处对准执政者。在战争时期，任何企图分散领导中心的做法，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国民政府知道他们后面的政治力量及其企图心，于是在11月23日逮捕了他们，并押解到苏州看守所。
这一碰，“七君子”就成了英雄，其声名流传至今；而国民政府的“卖国”和“不抵抗”，也几乎在大陆成为定论。但是如今在为了表彰他们的传记中，终于把他们背后的中国共产党也一起公开了出来。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对北洋军阀的艰难抗争，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只要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汇合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中。但是“七君子”之首的政治人物沈钧儒，从来在其外；早在北伐军抵达杭州时，沈就因为与共产党关系太密切而被捕；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的英勇抵抗，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展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伤亡总数14，801人，其中官佐919人，士兵13882人），日本能够立即灭亡中国的神话破产（伤亡总数3184人）（注18），也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而停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弱国需要准备。热情的学生不理解属于正常，但是老谋深算的沈钧儒等作为各界团体代表反对停战协议，由他带头起草的宣言公开主张：“（一）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不能分别解决；（二）日本军队应先撤回国内，然后开始谈判；（三）对日应武力抵抗到底。……不料政府一面阳言长期抵抗，一面阴行屈辱乞和，以冀保存势力，巩固政权，遂有上海停战协议之成立。”还说“凡我同胞，亟宜一致否认，宣告无效，而对于政府此种措施，亦不能不依严正方法，课其责任，一面由民众方面尽其所能，加紧实际抗日工作，不达日军完全退出我国领土，我国行政权力完全恢复，决不中止。”（注19）这不顾国力的高调给他带来了爱国的声誉，却损伤了政府；沈一直这样主张抗日不作任何妥协，名气越来越大。但是现在清楚知道，他的后面是中国共产党，他只是前台的代言人。以上的书籍中还记载：1932年，作为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他公开赴南京营救共产党人陈庚等。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到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与沈钧儒接上了头同时还找到了章乃器，向他们转达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7月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他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极力污蔑国民政府不抗战的工具而已。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章乃器也是如此：“章乃器一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朋友。早在‘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六千圆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全部转移，结清账户。……章乃器的三弟郁奄，大革命失败后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钞票，充作党的经费。此外，共产国际由国外运来的外币，也曾通过章乃器兑换成国内货币。”“冯（雪峰）于同年6月奉党中央之命赴香港，与从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等取得联系。潘汉年等与当时在港办《生活日报》的邹韬奋及赴美途经香港的陶行知等共同商讨，起草了一份有关‘团结御侮’的文件初稿。潘汉年、邹韬奋为此专程赴上海，经与沈钧儒、章乃器反复讨论，胡愈之参加修改，最后由沈钧儒、章乃器定稿。……于7月15日发表在《生活知识》半月刊上。……毛泽东主席于8月10日发表《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君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对这一文件和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宣言、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注20）救国会本身就是由共产党操作领导的外围组织，再由共产党修改定稿的文件，最后由毛泽东发电报来祝贺。这台前台后的戏都是共产党编剧兼导演，只是演员是“七君子”，观众是容易上当的老百姓，一边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牢牢扣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头上，一边却利用所谓宣传抗日来恢复和发展中共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十多年后，共产党取得政权，大陆的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于是，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便成了固定的历史名词，成了历史的“定论”。
不过，当时还有理性的声音，这声音由于政治的变换而被埋没了，这就是以胡适为主编的《独立评论》所代表的若干主张。《独立评论》的编者和作者大都是海外留学归国者。这个作者群体是一批自由主义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他们经常批评政府，也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主义。他们并不是从“九一八”起就拥护政府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是在1933年3月初热河失守和英勇的长城抗战之后。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张学良的部属，极为腐化，不顾命令，把鸦片财物等匆忙运走以后，十几万大军不战而退，而占领承德的日军只有一百二十八人，热河失守，北平、天津就难以保卫，所以引起了全国老百姓的非常愤怒，蒋介石立即于回北方的途中，在郑州公开承认责任。但是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完全是以大刀和血肉之躯，阻挡了现代化日军的进攻，官兵们的献身精神，也震惊了全国。
面对战场的胜败，这一批眼光比较长远宽广、又没有党派利益的学者们，在思考着抵御之道。
几天以后，3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上以《全国震惊以后》为题议论国事，讨论教训，主张“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他认为大溃败的原因是：“（1）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2）军官的贪污墯落。”“（3）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4）张学良应负绝大责任。”“（5）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责任。”（按：以下凡是《独立评论》都写明期刊号数，不另外作注释）胡适沉痛地写道：“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蔑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武备；不肯拚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这个迷梦，今日应该醒醒了！……没有科学，没有工业，……贫到这样地步，鸦片白面害到这样地步，贪污到这样地步，人民愚昧到认为最高官吏至今只要念经诵咒就可以救国的地步，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这个现代世界的。二千五百年前，一个哲人曾说：‘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我们今天的最大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这才不辜负这十八个月（也许更长）的惨痛教训。除此一条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别的什么自救的路子。”读一读这理性沉痛的总结，再对比一下“七君子”用舆论逼迫国民政府立即抗战的主张，真是令人不胜感叹。“七君子”留名至今，而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胡适运动中，竟指名这些文章是“卖国”（见195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胡适在抗日战争前夕是如何媚外和帮凶的》）。
胡适接着又在《独立评论》四十四号上以《我们可以再等五十年》为题说道：“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绝不可在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一点信心；没有一点信心，我们是受不起大牺牲的。……1914年比利时全国被德国军队占据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侯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侯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在《独立评论》上，还有其它作者的文章，都进一步阐述了要加强准备战争的观点。
在《独立评论》第三十七号上，丁文江以《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为题著文，关于装备财政问题他写道：“对日宣战，能够发生效能罢？我们政治上的情形和官兵的训练，我暂且不提。单就物质上讲，我们没有宣战的可能。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中国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数论，当然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欧战的时候作战的军队每一师有一千五百杆。七公厘的野炮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实际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所以以武器而论，我们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十万。欧战和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近代的战争是最残酷的，是不限于战斗员的。海上和空间完全在日本人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前的建筑，丝毫没有防止日本海军的能力──吴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钟就毁于日本炮火之下。……作战不但要兵器，而且还要钱。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时候不过六万万多。其中一半以上是内外债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运用的款项每月不到三千万。上海事件一发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万！当时凡有靠中央接济的机关立时等于停顿。军队的饷项也就没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占领上海，封锁我们江海港岸，中央的财政立刻要破产。以上的事实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提议现在出兵收复失地的人，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为情感支配，不免自己来欺骗自己。”
蒋廷黻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他在第四十三号上著文说：“目前论中国的内情及国际形势，我们都谈不到收复失地。目前我们的工作惟有在国内造成收复失地的能力和资格，在国际上造成收复失地可能的势力。”有关他的传记中，在“对日和战问题”方面写道：“‘九一八’事变以后，主张立即对日抗战之言论甚嚣尘上。蒋廷黻则以为：‘绝不可轻言战争，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止一流强权之侵略。’‘现在急务不在继续战争，而在内部充实。’‘我们民族的出路在建设。’廷黻很早就看出日本侵华战争注定失败，故有谓：‘日本军人除为日本民族预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者，日本之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之胜利。’时‘七七’事变尚未发生，中日和战尚未分晓，廷黻竟有如此远见。”（注21）
战争的准备还不能公开的进行，怕刺激日本军人提前侵略行动。1996年兰州大学出版的翁文颢的传记记载，在南京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悄悄备战，连牌子都不敢挂，可见弱国备战的艰辛：“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元巷二号。由于它是个秘密机关，门口不挂牌子，信封上不印机关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称‘南京三元巷二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圆，作活动经费。蒋介石给国防设计委员会指定的任务是：一、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设计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项；三、筹划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注22）那时候，整天叫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有夹击国民政府军队的行为，在后方破坏政府抗战措施以外，可曾对日本军队放过一枪？可曾做过任何一点踏踏实实的抗日备战工作？
主张加紧准备，暂时不顷全力抵抗，边交涉、边安内、边建设，推迟日军全面侵略的时间，以便作最好的抵抗，是真抵抗；主张立即全面抵抗，不妥协、不谈判、不退让，其实是中国共产党要从中谋私利，是不利于全民抗战的真不抵抗。
突然的转折
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具，因此停止了“攘外先安内”这一接近完成的政策。这停止，使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应验了蒋介石关于明末清初那一段历史的预见。
但是国民政府已经非常有效地争取到了时间，作了大量的战争准备：
政治方面：分立的以广州为中心的西南国民政府和新国民党完全取消，其成员都到中央担任职务，协助蒋介石工作。其标志就是1935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达到了自北伐统一以来从来未有的大团结。
军事方面：几乎所有的军人都统一到了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下面，起码都不敢公开为私利了，这是后来抗日军事上能够打若干胜仗的基本条件。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贯在剿共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南方军队，已赞成“攘外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派兵到达河南，共有超过六十万的军队，已经形成对陕北的包围圈，准备一举歼灭红军，再全面抵抗日本。只是恰恰在此时，西安事变发生了。而且史料显示，蒋介石以为在陆军方面必须训练六十个现代化师，才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由于西安事变而提前爆发全面战争时，只完成了二十个师的训练和装备。
财政方面，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36年曾以《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为题目，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建设的进步和战争准备，以下仅仅摘录第三部份《金融币制之整理统一》中的小段，来说明“安内”的部份成绩：其一是把中央银行建立成为真正的中央储备银行：“自十七年至最近止，呈财政部核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之银行共达167家，23年（按：即1934年）7月政府公布储蓄银行法，规定各银行至少应有储蓄存款总额四分之一相当于政府公债库券及其他担保确实之资产，交存中央银行特设之保管库，为偿还储蓄存款之担保……现在又将中央银行实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造成真正唯一之中央银行。”还统一币制，设立造币厂，“乃于24年11月4日断然行使法币政策”（注23）。这才有了抗战的财政基础。
在各项准备工作大见成效，但是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当蒋委员长从西安返回的时候，全国出现了难以想象的自发的欢腾场面，这有其深刻的意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作为政治中心，终于建立在人心之上了，这是备战最重要的成效。上下一致，是打败日本的基本条件。但是，“攘外先安内”的国策没有完成就被迫投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能够借抗战为名，获得了代替中华民国的历史机会和基本条件。这历史性的转折变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毛泽东时代的种种情况，已经用数千万中国人的鲜血，写在了历史的屝页之上。
注释：
1、《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四十周年学术论文》第87页，联合报社出版，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台北。
2、《中共史论》第二册第294－295页，郭华伦编着，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集第100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
4、《独立评论》第41号，《全国震惊以后》，胡适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北平。
5、《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201－202页，朱羲农文：《十年来的中国农业》，龙门出版社，1965年，香港。
6、《中国近代史》第945页，著者兼发行人：李方晨，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台北。
7、《独立评论》选集第二册第15－16页，蒋廷黻文。长桥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
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53－35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七十年，台北。
9、《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47页。
10、《独立评论》第45页。
11、《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北京。
12、中国近代史料丛书《抗日战争》第一卷第559页，章伯峰、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成都。
13、《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4页，古屋奎二编着，中央日报社出版，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14、《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20页。
15、《戏说西安事变》第97－98页，王禹廷着，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台北。
16、同注释12，《抗日战争》第75－76页。
17、《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174－175页，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着，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北京。
18、同注释第12，《抗日战争》第356页。
19、《七君子传》第42页，周天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20、同注释19，《七君子传》第186、197页。
21、《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四期》第262页，国史馆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台北。
22、《翁文颢》第109页，李学通着，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23、同注释5，《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