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丈夫王晶垚2014年1月27日发表声明，拒绝宋彬彬等人的“虚伪的道歉”。图为王晶垚在声明上签字。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