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做道歉发言
陈永苗：宋彬彬的道歉是骗取眼泪和掌声的表演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标志性人物，曾经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佩戴红袖章的北师大附中学生宋彬彬本月12日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有报道说，年近七十的宋彬彬在发言过程中数度留下了眼泪，引发中国舆论不少积极的反馈。宋彬彬是中国开国元勋宋任穷的女儿，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的代表。
去年十月，另一位红二代代表，前中国外长陈毅之子陈小鲁也回到母校，向曾经被自己批斗过的老师们公开道歉，此举也曾经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有专家预测这可能会成为中国官方认真反思文革历史的一大导火线。不过，中国国内却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谨慎，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甚至批评这是红二代们在作秀。
陈永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首先就陈小鲁以及宋彬彬公开道歉的时机评论说：
陈永苗：他们这些人道歉的时机有些诡异，都是在习近平开始登台之后再陆续开始。这里面自然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是太子党集团认为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他们已经重新掌权，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所以，他们就开始一种表演，他们说，文革的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也就是说，将来不能够再有人对我们进行文革式的冲击，说来说去，说穿了，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法广：而且，在这些人的道歉言论中，很少有人谈到应该对文革的真正原因展开反思，对发动文革者进行问责。
陈永苗：所以说，这些道歉的原因就是出于保护自身利益，他们只想通过道歉获得掌声，为统治集团洗白，为他们寻得一个开明清白的形象。而没有对文革展开反思的意愿或者承担责任。所以，他们的道歉实际上就是一个表演秀，尽管他们在表面上表演得很真诚，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作秀。犯了那么大的罪孽，出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们站出来不是为了承担责任，而只是表示道歉，因为他们知道，知识界要求他们道歉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知道道歉之后就会赢得媒体以及知识界的一些掌声。
法广：我想您一定细读了宋彬彬的道歉信，其实信中有不少内容似乎是在为自己做推脱，比如说，她说，卞钟耘当初被打死的时候其实她和刘进曾经两度前往阻止，她还说，其实她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带袖章之后根本就没有把名字改成宋要武，这些都是媒体之后炒作的结果，她与宋要武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同研究中国文革历史专家、旅美学者王友琴此前的说法都是有出入的。
陈永苗：其实宋彬彬使用的手法同前总理李鹏如出一辙，李鹏通过出日记来推卸自己在六四事件的责任。无论是红一代还是红二代，他们出场的目的都是为自己谋求利益，将责任推给他人，给自己留个清白。这实际上也是共产党使用的一贯的方法，当年共产党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四人帮，遵循的也是同一个逻辑。宋彬彬通过道歉告诉全中国她不仅没有打死卞仲耘老师，而且还试图援救她。
法广：不过，如果出来的道歉都把责任推给他人，那么社会舆论很容易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谁应当来承担文革的历史责任？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岂不是又会被推向前台？
陈永苗：他们就是把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推到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的身上。通过道歉获得掌声，感动中国。从而成为良知的代表。将自己提高到精神导师的地位，告诉众人不能再搞文革，不能将目前太子党统治的秩序捣乱。
法广：中国官方似乎还没有做出反应？
陈永苗：中国官方通过改革似乎进入去政治化的过程，避免涉及这些敏感的话题。官方不会去修建文革纪念馆，尽可能倾向于掩盖，把敏感问题封闭起来。
法广：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宋彬彬的道歉的话，您会怎么概括？
陈永苗：我觉得宋彬彬的道歉是一场骗取眼泪和掌声的廉价表演。
王军涛：宋彬彬道歉真诚但应深刻承担应有的责任
旅美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对宋彬彬道歉一事的看法：
王军涛：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时代在进步。从一个角度看，宋彬彬的道歉是真诚的，表明她在接受西方的文明教育后，已经有了是非和耻辱感，同时她也明白当年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将来在历史上会有什么样的记载，这是肯定要被历史千秋万代所谴责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我觉得宋彬彬的道歉还有一些不太诚恳的地方，我不是说她的态度不诚恳，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她公开道歉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会受到广泛的关注，这表明她是诚恳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她说的是一些事实，她说她并没有参与打老师，也试图做了一些轻微的劝阻。但我之所以说还不够诚恳就是因为她应该明白在当时的处境下，她那样把这个运动发动起来，而且老师们已经被置于这样喧嚣的群众运动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阻止，实际上打老师的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会发生一些很惨烈的悲剧，而且当时他们也是下意识的躲开了承担责任的场合，比如他们提前退场，最后导致老师被打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她应该更深刻地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法广：宋彬彬自己也是“红二代”，她的道歉的言论会不会引起现在当权的那些“红二代”对文革的反思？
王军涛：其实我自己跟“红二代”中的很多指标性人物也有交往，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都对文革做了一定的反思，对个人的反思不多，就像整个社会一样，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做了反思，愿意把问题归结为四人帮和毛泽东的责任，但是在九十年代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像“红二代”中的陈小鲁就反思的比较深刻一些，但是还有一些“红二代”，特别是在位上的一些“红二代”还很嚣张，不仅不反思，而且认为自己当年的做法中有合理的成分，将问题归因于自己年龄不成熟，或者是国家政治出了问题，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相比较他们来说，我觉得宋彬彬还算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