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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警“残酷镇压”五四运动:跪地哀求学生别游行

军警怕学生称其为老爷

《建国大业》中,曹锟对徐世昌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连大头兵都向着学生,这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写照。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晴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

政府高官被打军警无动于衷

在《建党伟业》中,当学生冲击章宗祥家时,军警没有阻挡,径直让学生进入,学生放火后才有军警到来抓捕学生,军警在这中间显得太过懦弱了,其实,五四运动时的军警比这还要“懦弱”。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

《建党伟业》中,有一女学生跪地喊冤,军警上来嘘寒问暖,关心可见一斑。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观之,群众“觉悟”是很高的,而警察总监倒也不是很残酷,甚至玩忽职守,竟然擅自离场,这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啊。

学生荒唐事争权夺利居功自傲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现象。

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也遭到学生质疑,有北大学生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说他“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不但骂他长得其貌不扬,还骂他一心当官发财十分无耻,学生间相互攻讦由此开始。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之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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