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紧张因日本在教科书指南中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而进一步加剧
2012年上半年因石原慎太郎发起购买钓鱼岛活动开始的中日关系紧张，周二（1月14日）又因为日本公布的初高中教科书编写指南中写明钓鱼岛等是“日本固有领土”而进一步升级。
日本文部科学相下村博文14日在记者会上说，此举对日本下一代正确理解日本的领土十分重要，“作为国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把“钓鱼岛是日本的”这个概念正式放进初高中教科书编写指南中，肯定会引起中国方面的极大愤怒，使本来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对两国僵持局势将如何发展的广泛担忧。
但是中日两国间的矛盾不仅是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土主权，也不仅是转述或诠释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事件，真正促使两国关系一步一步恶化的背后原因相当复杂。
这些原因中包括历史造就的“世仇”、政府因国内经济或政治局势而希望借某些外交事件转移国内矛盾、在国际层面上两国经济与国力的竞争、老百姓借此名正言顺发泄心中长期积累不满的举动，等等。
“世仇”
一些中国网民谈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如果没有如此渊博的历史知识，至少能记得甲午战争；到了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更是人人对南京大屠杀和日军的细菌部队咬牙切齿。
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历史，日本自1955年起，就开始对战败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侵华、侵韩和侵略东南亚国家的内容进行修改，使日本的侵略行动在教科书中看起来不那么令人痛恨。
据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等地的媒体报道，日本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结果，导致该国几代年轻人不了解二战中的侵略真相，甚至不知道有“慰安妇”、细菌战和化学部队。
而在中国，受日本侵略是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所有国民必须详细了解和真切记住的历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至今，没有哪一本历史教科书中会缺少这一充满国家恨民族仇的课文。
日本在二战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中，是一个虽然“一衣带水”，但曾经那么残酷的在中国烧杀掳掠的民族；尽管亲眼看到日本兵用刺刀捅进中国孕妇肚子的老人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多，但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日本是与中国有仇的国家。
转移国内矛盾
有“世仇”的国家之间如果发生有关国家尊严、领土权利、经济利益方面的争执，当然不太会像在两个友好国家之间那样解决，尤其在当国内出现了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危机，那么这种外交争执就非常可能被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
在2012年初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起购买钓鱼岛募捐活动时，尚未摆脱持续数十年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雪上加霜，持续出现负增长，重新陷入技术性衰退，被形容为“人口老化、出口消失、公共债务扩大”。
在政治上，近年来日本首相易人的速度被形容为“走马灯”，党派之间和一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不断，安倍晋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于2012年再度回任自民党总裁，之后在同年的选举中赢得首相一职。
以鹰派著称的安倍晋三想要长期保住首相的位置，必须从经济持续低迷而且显然无法在可视的未来强劲的现实中，找出一个可以让公众看到希望的亮点，与最近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抗，也许是安倍认为会有效的一个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十年换届的十八大在当年年底举行；党内各派权力斗争之激烈，因为薄熙来事件的偶然曝光而公诸于世；官员自上而下贪腐成风；全国各地的群体抗议事件此起彼伏。
从未被认为“强硬”的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已经对国内的政治局势到了几乎手足无措的地步，即便把维稳经费增加到大过国防开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石原慎太郎挑衅式的购买钓鱼岛之举，正好为走投无路的胡温政权解了围，中国人对日本的隐隐约约的隔代仇，现在变成了又一次被欺负、被强占领土的现实。
而接任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在各方面都显示出其强硬姿态，从国内大力反腐到与邻国争夺领土领海权，包括本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实施的新捕鱼限制条例以及大张旗鼓显示中国的军事实力。
两国关系前景
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不断加剧，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人担心两国政府坚持自己的强硬姿态，可能导致局势恶化，影响地区和平，甚至中国的网上有人提出“不能排除中日甲午战争在两个甲子之后重演的可能性”。
但也有很多人对中日关系前景不这样悲观，认为二战给了两国血腥教训，中日间不会再发生可以被称为“战争”的军事冲突，尤其在两国至今仍然保持密切良好的贸易关系的今天。
引发此轮两国关系恶化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即便背后还有经济利益背景，但只是两国间各持己辞的一个争议问题，最终应该由国际社会仲裁，不是永远僵持和对立下去能够解决的。
安倍虽然态度强硬，包括去年12月26日在中国七名最高领导人集体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同一天，他再次参拜了中国最忌讳的靖国神社，但随即发表了“不战决心”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辩解说，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宣誓永不再战。
无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也无论日本用什么形式声称拥有钓鱼岛等的主权，在二战后建立起的新国际秩序中，安倍政府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复活军国主义。
而从文革中的社会最底层跌打滚爬走到最高权力宝座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显然比他们的前任考虑问题更周全，他们现在采取的是以国家名义实行的对外强硬措施，而不是胡温暗中鼓励的民间反日行动。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场群体行动发展到当局控制有困难的规模后，都可能从最初的抗议目标演变为针对政府的革命，所以放任老百姓举行“抗日”游行和示威活动，在已经充满了“患不均”情绪的中国社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玩火游戏。
而政府采取的国家名义的强硬行动，可以在任何外界出面的外交调和行动中见好收场，既给了对方一个教训，让它以后有所收敛，也对国内公众有一个漂亮的交待。这很可能就是此次中日争端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