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是著名的文革史专家，对文革期间的暴力杀戮尤有研究。1995年，王友琴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对北师大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件描述甚详，其中也提到宋彬彬的责任。这之后出版的《文革受难者》更有2万字篇幅讲述卞仲耘之死。王友琴本人是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校友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中提到：“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其所谓的“文革研究者”应包括王友琴。
日前对王友琴进行了专访，我的问题是：你对宋彬彬道歉事件是怎样看法，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认定有无新意见？她对此做出最新回应。我原拟对卞仲耘之死事件来龙去脉进行深入调查，因故放弃。因此前答应王友琴将刊发她的答复，故立此存照。王友琴的观点并不代表笔者。
以下为王友琴的回应：
宋彬彬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该书在2004年出版，“卞仲耘”是其中一章。2004年后我找到了新材料：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预先安排的；而非自发兴起的。
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于1966年7月13日，主任是当时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组长，宋彬彬和刘进是副主任。7月底工作组撤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仍然执掌学校，副主任宋彬彬刘进继续使用工作组长使用过的办公室。8月5日上午，“文化革命委员会”通知此时已成“黑帮”的原校领导人，下午要对他们开“斗争会”。
那天下午高一（三）班学生最先押解胡志涛副校长到达操场并在那里开始对她施暴。其他四名校领导陆续被押到后，把五人都揪上了高台跪下，开始“斗争”他们。经过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卞仲耘校长死亡，其他四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校长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前年，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向我出示了在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戴过的红卫兵袖章，上面盖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公章。还有一名红卫兵说，她用这个公章给8月5日被打伤脊椎骨的胡志涛副校长开了“证明信”去医院。可见，在8月18日那一天以前，该校红卫兵的权力建制已经相当完备。
此外，了解到更多的受难者死亡时间，也更清楚地表明了宋彬彬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带来了暴力全面升级的后果。例如，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之后的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被关在校中遭到连续殴打，20日中午死于全校“斗争大会”上。《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当时没有能知道在哪一天被打死。现在知道，田钺是8月19日被打死的。在8月18日前北京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之后则有1，772人被打死。
从2008年末开始，红卫兵中的一些“否认派”（“Deniers”）发表文章，否认《文革受难者》书通过寻访实录下的红卫兵暴行。他们声称我写的文革是“故事”不是“历史”。究竟谁的是“故事”，谁的是“历史”？希望这次关于“道歉”的讨论能帮助大家了解。而更重要的是，对红卫兵暴力行为背后的大规模群体性迫害的哲学和原则，今天的人应该有否定的共识。我的看法是：不能否认红卫兵暴力的事实；必须否定红卫兵暴力迫害的哲学。
为平衡起见，读者可参阅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以及《新京报》关于宋彬彬道歉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