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屌丝化一代与新愤世嫉俗

在2013年的光棍节之际,中国某大学的“11社会学光棍”在女生宿舍前打出雷人的红色横幅:“今天你把我拒绝,来日我娶你女儿”。这一横幅的照片,在网络一度颇为走红。

“愤青”、“蚁族”、“屌丝”等等用语,在中文网络世界层出不穷。据说“光棍节”也是起源于网络。“双十一”虽然至今还属非官方节日,但在年轻人中已经实重于名。自2009年起,淘宝网就在11月11日这天打折促销。2013年11月11日则格外火爆:各快递公司租下百架飞机应战,淘宝一家的全日营业额据说超过350亿人民币。“光棍节”,似乎演成了购物宣泄。

“愤青”、“蚁族”、“屌丝”、“光棍”等等网络红词,尽管所指略有不同,但都承载着类似的意义,值得文化人类学家们深究。在我看来,这些词有着如下的共同点,反映着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这些词汇指的大多是“无产青年”,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没钱、没房、没女友、没地位,但有情绪。其次,所谓“无产”,多是相对而言。这些年轻人往往享受着父母的资助,不管是多么微薄。他们也大多能上网,在大都市存活,享受着高等教育。问题是,这是一个在高增长时期长大的一代,独生子是主流。从小父母就尽其所能满足他们的欲求,故而养成了一副理所应得的心态。初入社会,独生子那套自我中心的把戏玩儿不转了,毕竟大家多是独生子女。同时,现实和自己内心的期求距离太大,觉得别人蒸蒸日上的速度要比自己快得多,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愤激。这种愤激,往往演成一种反叛:既然社会觉得我们无足轻重,我们还不在乎社会怎么看待我们呢。所以,在这些词汇中,多潜含着些我行我素,或破罐破摔的姿态。

我相信,有关这些愤世嫉俗的“无产青年”的词汇,还会不停地被网络造出来。这不仅仅体现了一个群体的境况和情绪,也反映着社会大势。说到底,这还是贫富分化越来越加剧的症候。很难想象,这类词汇在北欧等均富国家会大红大紫。不过,一句贫富分化还是无法解释这样的潮流。在贫富分化之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分化,则是另一大原因。

在现实世界,贫富分化是全球未来几十年必须面临的挑战,几乎没有一个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能够自外于这一潮流。许多学者指出,高科技的知识经济的特点,就是越来越依赖少数创新者。创新的回报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大,但给其他人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则越来越少。通用汽车极盛时曾在美国雇用着61万多职工,是最大雇主,一年不过生产几百万辆汽车。如今的通用,年产900多万辆车,营业额1500多亿美元,但高技术使雇员缩减到21万多,相当于过去的三分之一。新技术时代的全新产业在这方面更为激进。比如Facebook(面簿)有着10亿用户,营业额超过50亿美元,却仅雇用5200多人。

喜欢预测未来的经济学家Tyler Cowen在2013年秋天出版一本书,题目叫《平均已经过去》。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当今这种高度依赖创新的经济中,只有10-15%的顶尖人才会日子越过越好。剩下的85%,则越来越变得无关紧要。他们的工薪按照市场逻辑会越来越低、越来越没有保障。传统的中产阶级可能消失。在班上拿平均成绩的,过去稳入中产,如今则可能朝不保夕。Facebook的扎克伯格辍学创业,二十几岁身价接近200亿美元。但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哪怕是勤勤恳恳,搞定一个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也不容易。《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1971年,美国成人中61%属于中产收入;2011年,这个比率跌到51%。从1989年到2011年,中等家庭的收入基本没有上涨。另据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生活在中产社区的家庭在美国社会所占的比率,从1970年的65%降低到2009年的42%。中间阶层在不断萎缩。更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应付这样的趋势。这不仅仅是在美国,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贫富在现实中就是这样渐行渐远,恍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与此相对的是,在由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中,两者则越来越近。我们读大学时,能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就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是进入了公共媒体,没有几个人有此幸运。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的一个小作家,对普通人来说也如远在天边的文曲星,你很难有机会和他互动。如今,则别管多么不得了的人物,你上网点击几下,就成了他的粉丝,对之可赞可弹,貌似有着亲密无间的互动。虽然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却觉得在分享他的生活。这样,你对生活的期待、做派等等,也就都受了这种明星级人士的引导和暗示。

光棍节那个“今天你把我拒绝,来日我娶你女儿”的宣言就是活生生的一例。如今的中国,二奶、小三满天飞,女孩子恋大叔不是什么新鲜事。按说,对于大学的光棍们来说,这种风气只会使身边越来越多的女生跟着中年男士走,在校园爱情中造成性别失衡,光棍们是第一个受害者。但是,光棍们整天在网上混,跟着大V当粉丝,潜移默化地被大V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所塑造,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娶自己追不上的女生的女儿。互联网中的虚拟世界,就是这样成为了鸦片烟,给光棍们枯寂的青春带来一点幻想,一点慰藉。

网络的虚拟世界,是覆盖全球的普遍现象。如果说中国这代年轻人有什么特点的话,恐怕就是他们之中沉溺于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的特别多。《纽约时报》曾在头版报道这样的奇观: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年纪轻轻不肯“干脏活儿”,宁愿失业,让快60还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父亲接济。在中国,很多年轻人认同这样的虚拟价值:大学一毕业,就应该坐办公室、当白领。其他都不合自己的身份。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就愤愤不平,仿佛社会欠了他们什么。如果他们再到互联网上跟着一些成功人士当粉丝,期待就更高、更不可能满足。

与此相对,美国的孩子也从小上网、玩iPhone等各种新技术、在虚拟世界中遨游。但是,他们从小还要出去打工、进行社会服务,并不与现实生活脱节。美国人平均的婚龄接近30,平均购买第一栋住房则是三十出头,一般是结婚两年左右才买房。他们不会因为二十几岁买不起房而哭天呛地,发明“蜗居”、“蚁族”等等愤激的词汇。相反,他们觉得大学毕业住地下室、打地铺属于青春奋斗之罗曼斯的主旋律。二十几岁,找不到配偶也很正常。谁没有点青春的苦闷?如果跑到自己追不上的女生门前声言“来日我娶你女儿”,恐怕会被当成神经病。

当然,美国的贫富分化,主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新经济创造了更多的个人财富,但所贡献的公益则非常有限。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提出一套依靠市场的解决方案。所以,最近左翼运动崛起,财富再分配的呼声甚高。2013年11月的选举,就能看出这种左翼潮流。左派政治家Bill de Blasio以压倒优势当选纽约市长。《华尔街日报》哀叹: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似乎过去,但占领华尔街的力量占领了这一世界金融之都的市长位置。波士顿市长选举,虽然是在民主党人之间展开,但更为左翼的亲工会人士Martin J. Walsh在电视辩论屡次失利的情况下仍然当选。另外,展望2016年的大选,民主党左翼力挺麻省的新鲜人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挑战希拉里,因为她被视为“占领华尔街”的代言人,希拉里则被认为更容易和华尔街妥协。不管我们对这种通过财富再分配的方式来矫正贫富分化的做法如何评价,这毕竟是在现实中改变现实。

中国的贫富分化,相比之下技术创新的含量不多,更多是制度不完善的产物。但是,在虚拟的世界中,年轻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不完善制度所代表的许多价值观念,丧失了在现实中改造现实的能力。除了发出一些“屌丝”、“光棍”的哀鸣,他们似乎正在丧失对自己生活的主宰。这不能不说是一代人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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