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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到底差在哪?

(博谈网记者郑皓然编译报导)最近中国或许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其教育制度却仍然教孩子死记硬背,其存在只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当局的灌输工具,象历史遗迹一样在凋零。

Tom Friedman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秘密”(The Shanghia Secret)的文章,文章中他认为中国的城市通过教师培训和家长参与已经建立了一套高性能学校系统。

Friedman关于中国学校系统有其长处这一点说的没错—即象数学,科学和阅读这些知识的教学方面。然而,他却完全忽略了其严重的弱点。在中国,记忆和考试的能力是学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思考或提出质询的能力。

就像Adam Minter对Friedman文章回应中说的那样,中国人也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些缺点,正在争论如何解决。例如,不久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话题疯传—中国和西方如果教授“灰姑娘”会怎么教—这展示了中国学校教学生时僵硬而痛苦的做法。在西方学校,学生们在读过“灰姑娘”之后会被鼓励说出自己的想法。一些孩子会说“灰姑娘”的后妈真可怕,也有会说女孩子应该打扮漂亮才能吸引王子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可能会根据故事表演节目。孩子们从这一课学到的可能是阅读和学习真有趣。

相比之下,中国学校的教师会把故事分成几个主要部分,把每个部分变成“题目”,然后学生们可以记住以便考试。一个题目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肤浅的,并划分了阶级。教师可能不会鼓励任何其他的解释,因为那些考试不会考。有关真爱和神奇转变的古老童话被缩减成了一些枯燥的练习以便记忆和服从。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听起来很真实。20年前,我在上海一个小学学到了非常类似的一课,我们学的是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虽然故事是19世纪丹麦作家写的,但中国的学校把它作为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例子在教授。为了期末考试,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残酷和自私,使得主人公的生活完全依靠她的收入,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让象这个小女孩一样的贫困工人受到剥削。

由于受到美国尊重个性和自由价值观的吸引,我1996年离开上海到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学习文科。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年虽然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社会迅速现代化,但中国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基本没变。教育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给孩子们幼小心灵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教科书中的材料颂扬党,展示党如何象母亲照顾孩子一样的照顾自己的人民,以及社会要感激,服从,并在党需要的时候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

共产党,通过教育部,仍然在固守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害怕与过去时代分开,因为一旦分开就意味着改革,而党从本质上害怕改革。他们也想确保有关对党忠诚的那些课程不断被强化,尤其是在自由主义者,富有想象力的大学生们中,正是那些大学生们领导了(1989年的64)天安门抗议活动。我的一位朋友,两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一家中国教育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政府担心如果我们不建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对社会的控制将大大削弱。因此中国的教科书是用来向学生们灌输为党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启迪孩子们。这就是我认为的中国制度的主要问题。”

教授意识形态本身不是问题,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教授某种意识形态的。但是中国制度的弊端是规定哪些想法是对的或错的,这扼杀了创造本能,而这创造本能恰恰是在信息经济竞争中所必需的。美国学校注重民主和资本主义理想,但是他们也鼓励学生要敢于表达不同,打开思维,承担风险,质疑权威人物,成为领导者。这些意识形态产生出了当今最伟大的发明家,比如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

无论美国人发明出了什么(产品),能创新的中国人都能造出更便宜并且通常功能更多的产品。但是这些创新不能与发明相混淆。发明是独到的原创,而创新是把原创想法更好的商业化的方法。中国的大多数创新几乎没有专有技术,只不过是在美国研发基础上免费搭顺风车。

中国并不总是缺乏创造能力。在古代,中国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但是中国当今社会承受着独裁政权和培养发明的创造力之间的冲突。而这冲突起始于教育制度,不鼓励原创思维和潜在的不服从。

残酷竞争压制了协作

美国教育系统在教授协作方面也优于中国制度,通过教室里的小组合作和运动场上的团队合作完成。我的一位朋友做了一个试验证明了这一趋势,这位朋友是美国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上海办事处的合伙人。他把同样的一个项目交给了两组工商管理硕士实习生。一组来自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另一组来自中国顶尖的商学院。美国这组学生的演示前后一致,并且相辅相成,中国那组个个轮番上台自我展现,并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

中国的高考制度,几乎是决定学生能否上大学的唯一因素,也对形成一个残酷竞争的学习环境推波助澜。这造成了社会崇尚自我推销,以及社会价值几乎完全缺失。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成年阶段:一个多疑的、零和的风气弥漫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工作场所,并限制了协作精神。

教授知识 vs. 开放思维

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如Friedman文章暗示的那样,确有一定的优势,例如,中国的学校擅长教授知识,例如象数学或语法。但是,当涉及到教授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的时候,中国的学校就显著落后于大多数采用开放思维方法的西方学校。

我自己因为从这两个世界都经历过了,所以我知道中国和美国教育的差异。我的父亲和中国教育教给我了纪律和毅力,让“有志者,事竟成”深深扎根。但是我的美国教育教会了我正直、好奇心,并给了我提出质疑的自信和技巧,敢于有所不同,接受新的思路,并承担风险。

我有幸接触到了一个鼓励我提出问题的教育系统,甚至对我自己经历过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很多中国学生却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的教育从小就强加给了他们,在中国的年轻一代没有几个人觉得他们可以抗议,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怎么抗议。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考试,如此而已。教育是一系列要跨过去的坎,而不是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发现的过程。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十年大幅增长。现在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跟上的时候了。

本文译自Junheng Li在11月30日发表在“The Daily Beast”(每日野兽)上的文章。原文:“China’s Schools Teaches Kids to Take Tests, Obey the State, and Not Much More”。译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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