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早就有“郭沫若现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就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说郭沫若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去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但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5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另一首诗，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好学生向毛泽东导师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人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大陆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人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人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从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或中国大陆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政治上需要什么，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郭沫若现象”是不是只在文革时期有，文革后就没有了呢？是不是只在过去有，现在就没有呢？不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郭沫若现象”。“郭沫若现象”并非只在文艺界的诗词中表现出来，在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报告、长篇论文中，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家的关于重大决策方案和政策、口号的学术性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各种形式的郭沫若现象的表现。从三门峡到三峡方案可行性论证上，从“率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到“把贫困留给20世纪”、“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等文章中，都可以找到郭沫若现象：跟风，只唯上、不唯实。只要敢于直面自己的大陆学人，都会承认有过类似于郭沫若现象的拙劣表演，笔者也不例外。但笔者从2000年后开始懂得，人应当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2009年上半年后才下决心不再做郭沫若现象的演员，不再写令自己和子孙脸红的文章。可见，这种转变不仅漫长，而且痛苦。
说到“郭沫若现象”，人们必然想起“1984”那本书里的故事。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48年写过一部小说《1984》，董乐山译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中文版本1998年3月出了第一版。小说《1984》预言位于伦敦的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党）领导下大洋国的未来政治生活。“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主角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按照英社老大哥的指示修改历史上的旧报纸的错误。“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温斯顿还要改正过去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
“不过说到底，记录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或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个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和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后者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话叫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1984》中的赛麦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灭。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人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虽然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1984》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的画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他的眼睛、思想警察的眼睛正盯着你）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温斯顿知道，“自己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为什么在英社党领导下的人有双重思想？因为恐惧。《1984》小说中的大洋国“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人就从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可能根本没有死。……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
台湾诗人杨牧，是1980年代一位很受读者爱戴的诗人。他在奥威尔的《1984年》写了一首诗作《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两年后这首作品收录在洪范书店为他出版的诗集《有人》之内。读这诗作，那种文化人对社会和历史的承担和热志，那种诘难和追索，跃然纸上，感染读诗的人。近几年，这首上一代人的诗品，却在香港大专学界的“关社同学”间流行起来。每逢重要活动，还有学生会的同学出来把诗作朗诵一遍，以作为对来参与的同学和市民的相互鼓励。
正如这班在这首诗歌诞生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婴孩的80后、90后大学生，他们对这种那个时代对台湾社会的追问，已经回响到他们今天身处的香港民间。公理和正义，在每一个议题上，由社区的重建，官商的勾结，城市发展的黑箱作业与谎言，到明目张胆的言论打压和政治威胁……，都已经在这些学子青年的现实中呈现。母亲的乡愁，也移植到他们的心情之内。于是难得一见的，是活动的指导老师，与其儿女辈的年青人，在活动上共同歌唱那种似乎属于上一代的乡愁。
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是与其信仰高度平衡的。而真正的乡愁，也恐怕不是地理山河的感情。能悟出人自己真正的原乡，才真能解开乡愁的结。目前世上有超过1.3亿人，以其个人修为面对人类社会的公理和正义的问题，正就是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提出一个诘问：应如何面对这些无公理和不正义的集团暴力和精神污染。诗人杨牧在其诗中对青年不无迷惘，他对其印象的结语谓：“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向导的使徒……”，希望人们能抓住这重要的引索，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批评政治和商业社会利用大众传媒去生产民意，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把这行当说成是“生产”，确有其本因的──那就是有投资，有生产，最后有利益回报。“生产”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丑陋的恶循环。在中国大陆，温家宝的工作报告中，严肃地说出：“公平正义要比太阳更有光辉”，这句白话语句的隐喻，要比他之前念的古文摘录更直接了当，直刺死穴。然而与此同时，香港的两大电视媒体却爆出了行政的风波，一以控权与利益，大亨对演；一以权力胁迫娱乐事业的贪案公演，内情一幕牵一幕，叫市民哗然。香港，确实愈来愈与大陆的黑箱文化接轨，污染到了这个地步……。相对地，当民众觉得一个政权已经没有被信任的余地，出现的也就是对这个政权的唾弃和另起的公民势力。他们愈来愈相信不能再依靠对空头票的寄托，更明白只有依赖自身的行动才可以发生实质的变化。这是“没有光辉”的社会，自招解体的现象。
说到“郭沫若现象”，有人说在文革中那严酷的红色恐怖下，知识份子无能为力；郭沫若为求自保，实在是无奈。可是人们不会忘记，还有一些知识份子在强权下的表现和郭沫若大相迳庭。看看他们的行为——
先看陈寅恪。清末民初诗坛泰斗陈三立，晚年如闲云野鹤。前来庐山避暑的蒋介石想见老人，被他回绝。“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想招安这位名人，被一口拒绝。日本人天天派人监视行踪，气得老人呼喊佣人撵赶门前走狗。悲愤欲绝的陈三立从这天起开始绝食，五日后忧忿而死。陈寅恪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正是陈三立的血。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年迈多病的陈寅恪却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953年中共决定陈寅恪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还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顺便提一下陈寅恪的一位学生。文革时红卫兵要拉陈寅恪去批斗，当时陈氏年近八旬，除双目失明20余年外，股骨颈骨折卧床业已六年，身体极其衰弱。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批斗。他说：“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招致红卫兵一顿痛打。
再看梁漱溟。1949年，毛泽东盛邀梁漱溟进入内阁任职，被梁拒绝。梁漱溟说：“就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吧，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有利。”1949年在国庆观礼台上，梁漱溟自己就亲眼看到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献上了一面写着“人们永远跟您走”的大锦旗。1949年后，梁漱溟应是当面批评毛泽东的第一人。1953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中共执政后忽略或遗漏了农民。这一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行了公开批评，梁漱溟当场对毛泽东进行反驳并劝诫毛泽东要有让人讲话的“雅量”。他在文革被批斗时淡然说一句“匹夫不可夺志”；他被毛泽东归为最大的右派，被人们称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大儒，他第一个公开提出文革是人祸。梁漱溟在文革中写下的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再看马寅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有人劝他低头认个错，他却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性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奇女子冯元春，四川大学学生，1957年大鸣大放时就指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四川省委组织千名干部批判，她一人站在台上辩论，毫无惧色。后划为右派并判刑13年，因不认罪加判无期徒刑。后刘少奇被打倒，狱中的她笑说“毛泽东就是杀功臣之刘邦”，遭游街侮辱，再被农民“斗争”，即用钢钎锄头戳她挖她，奄奄一息时遭枪杀。
陆兰秀，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因反对文革入狱。她在狱中撰写大量理论文章，上书毛泽东，否定文革，她责问毛泽东：“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革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之后苏州召开四万人大会，判其死刑。刑前游街示众，为防止她发声，游街前卸掉其下颔骨，口里塞满破布。……
什么是知识份子？《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中国大陆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传统的士大夫文人，严于律己，品行高洁，身先士卒，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势焰滔天，大官小官们争抢着到他面前摇尾献媚。李流芳，字长蘅，晚年自号六浮道人，诗画冠于当世；当时魏忠贤正领导全国人民反对“黑社会”东林党，杭州也建了魏忠贤生祠，士大夫之流纷纷往拜，独李流芳不肯，说“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
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严嵩，而惨遭严嵩杀害，杨继盛在临刑前写下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而从中人们会发现，中国大陆官方历次运动中对知识份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羞辱，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源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但从和郭沫若形成鲜明对比的陈寅恪、梁漱溟等这些优秀传统知识份子令人高山仰止的表现来看，中华民族的好儿女的铮铮铁骨和侠骨丹心，也是深入今人血肉的。
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记”中说，恢复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精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但愿这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永放光芒，但愿《1984》这样的思想迷宫双重思想的人及郭沫若现象都成为过去的悲剧，悲剧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