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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会不会重演1997的故事

1997年发生了什么?国人最难忘的,当然首推香港回归。对于长期跟踪分析宏观经济的人,有两件事应该依然历历在目,其一是国际上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货币贬值,财富缩水;其二是国内开始了通货紧缩,并由此进入长达5年的经济低迷,直到2002年。

站在2012年,很容易让人想起1997。国际上,欧洲发达国家接连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没有实质进展,看来还有的折腾。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速度也迅速下行。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进入萧条的担忧,再次浮出水面。国内,2010年开始的本轮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两年多,经济增速从超过10%一路下行破8,二季度跌落到7.6%的低位。通货膨胀率从2011年6月6.5%的高位下滑到现在的2.2%。更严重的是,经济已经出现了自主收缩迹象。

历史惊人的相似,不仅表现在目前的局势上,甚至还表现在发生的轨迹上。1997年的通货紧缩,可以回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高通胀,接下来的宏观紧缩,紧缩过度收手不及时,终于在1997开始发生通货紧缩。通缩一旦开始,就会自我加强,因此耗时5年才走出来。

同样,本轮的经济收缩,也可以回溯到2008年底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通胀压力,同样导致了2010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现在,调控效果的“充分显现”,不仅表现在通胀压力的下行,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经济已经开始有“自主收缩”的迹象,一些企业已经不愿意贷款了。

向1997年汲取经验

突破目前的困境,也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线索。走出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仰仗于三件事情。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挖掘出一块巨大的市场需求。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打开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抗经济下行,逐步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逐步解决大规模坏账、银行惜贷等问题。

在这些效果直接看得见的措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影响不可估量。一方面,国企改制大幅改善了全社会的企业微观运行机制,为未来的更加竞争的局面打开了一扇门。另一方面,国企改制释放了大量的国企职工,这些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力,在进入市场以后,贡献出了更大的生产力。不破不立,国企改制的作用,虽然未必直接看得见,但是其深远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了看得见的、作用更直接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

然而,2012与1997已经大不相同,1997年的办法,似乎难以再用。

首先看住房。住房改革已经十多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开启住房需求,而是过剩的投资需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内需不能再靠房地产了。笔者不赞成用限购的办法抑制房价,限购抑制房价的实际效果也还有待商榷,但是高房价副作用大,需要采取措施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高房价的副作用,笔者在这里没有空间展开详述,只想指出两点,一是全社会的如此之多的资源进入房地产进行投机,已经是明显资源错配和浪费,对增长潜力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二是高房价提高了城市的生活和生产成本,阻碍城市化进程。

其次看外需。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因而13亿基础教育良好、勤劳肯干、渴望致富的劳动力大军一下子与全世界发育良好的大市场融合,彻底改变了这个星球的经济版图。借用周其仁的形象比喻,这是落差巨大的两个海平面的对接,结果就是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巨大需求,强大的外需成为走出1997年的通货紧缩的另一个强大的推力。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二次探底,欧美经济甚至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行。看来,外需能够维持就不错,大幅增长是很难的了。

最后看财政、货币政策。在通胀压力依然显著的情况下,积极的政策缺乏空间,但是随着通胀压力逐渐消退,财政、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具体表现是,一些大项目已经获批,一些减税措施已经在酝酿或实施,央行已经两次降息,并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宏观政策的时机,政策组合的细节,是永远值得钻研和商榷的问题,但是政策转向的确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然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对抗经济下行的一般对策,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此外,还需要一些重要的突破口,与之呼应。在1997-2002年的通货紧缩中,倘若没有住房改革和加入WTO这两大推力,仅仅靠财政、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是很难走出来的,至少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这两大改革带来的强大需求,不仅把中国经济带出了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其后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帮助消化解决了诸如银行坏账等诸多问题。在增长中消化、解决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

寻找2012年的突破口

那么,2012年的突破口在哪里?

外需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能靠内需。内需中消费是一个比较平稳的部分,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一般也不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剩下的就是投资。对于政府而言,产业性投资一般并不是政府的职责范围,剩下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了。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已有一定改善,但是总体上依然十分落后。不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全国范围内,我国的公路、铁路、地铁密度,都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还有好几倍的提升空间。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县级城市,普遍存在的拥堵病,是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最生动的说明。刚刚发生的北京“7•21暴雨灾害”,以及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的内涝,清晰地告诉我们,城市的“内功”欠缺太多。这些看得见的需求引导的投资,应该不会太错,既方便了生产生活,还能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先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基础设施落后有很大关系。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之外,还需深化改革,为长期的经济发展积蓄制度能量。已经发生的汇率机制改革,刚刚开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争论、试点已久的土地、户籍制度改革,虽然都不尽如人意,但是毕竟已经开始。国企改革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该择机再出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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