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朋友向我抱怨说，使馆下死任务，每人必须保证送出多少张票，而且要确保奥地利人来，不要华人，这样可以保证电视录像效果！”
10月1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关注中国演艺团体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状况。文中披露，金色大厅只要交场租并签了合同就能在这里进行演出，“音乐季演出之外的一些空闲档期，金色大厅会对外出租。这一部分演出在维也纳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俄罗斯、日本、韩国人都会来租场进行一些演出，但中国人格外多一些。”
一位活动组织者向该报记者透露：“使馆朋友向我抱怨说，使馆下死任务，每人必须保证送出多少张票，而且要确保奥地利人来，不要华人，这样可以保证电视录像效果！”
金色卡拉OK厅？
维也纳“金色大厅”在中国的形象总在两个极端剧烈摇摆，一边是高雅的“音乐圣殿”，一边被人指责为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大厅”。
现在，金色大厅终于被称作“K歌房”了。2013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称今年1月至8月中旬，国内各类团组在金色大厅共租用场地27场，至少有133个院校和团体参加了在这里举办的各类音乐会和演出。派送赠票，已经到了让当地华侨不厌其烦的地步。
金色大厅最初进入国人视野，是从1987年12月31日央视对“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转播开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指挥卡拉扬的风采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音乐会结尾阶段，奥地利人民在美轮美奂、辉煌的金色大厅里，和着《拉德斯基进行曲》的节奏，鼓着掌迎接新年到来的欢乐气氛，也让国人们倍感亲切。
建于1869年的金色大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厅之一，还保存着莫扎特、舒伯特等音乐大师的手稿，堪称音乐博物馆。
金色大厅的另一面，却是国人在不断靠近后发现其平易近人乃至触手可及，甚至“庸俗”的一面。
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在金色大厅举行新春音乐会，以二胡、笛子演奏了民乐版的《拉德斯基进行曲》；2003年，宋祖英赴金色大厅举行个人演出，拉开了中国乐团和音乐家登陆金色大厅的序幕。
之后，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金色大厅。紧随乐团和歌手等专业音乐演出之后的，是由学生、老年人组成的业余合唱团。而随着2012年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管乐团在“第三届梦想绽放•维也纳金色大厅夏季音乐会”表演《拉德斯基进行曲》，2013年9月，温州房地产女老板李海燕包下金色大厅，举办个人独唱表演歌剧“江姐”；农民工和企业家也宣告登陆金色大厅。
“给钱就能演”成为金色大厅的另一张标签，国内媒体开始揶揄其为“金钱大厅”。
金色大厅真的给钱就能演？
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2003年，金色大厅演出部经理克劳斯•克莱恩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色大厅的演出绝对不会标志一个乐团的水平。由于我们对中国民乐团的水准搞不清楚，所以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的艺术认证，只要交场租并签了合同就能在这里进行演出，只是不能衣冠不整地进入金色大厅而影响金色大厅的形象。”
奥地利音乐频道负责人也纳指出，靠出租场馆来维持财政平衡是国际上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除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以外，几乎所有的歌剧院都是亏钱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之所以很少对外出租，是因为他们每年能从政府得到上亿元的财政补贴，而金色大厅得到的补贴只有千万级。”
也纳同时认为，“金钱大厅”的身份，并不会伤害到金色大厅的音乐品质，而国人之所以有一些误解，是因为他们不清楚金色大厅对于音乐季演出和租场演出有着严格的区别。
“音乐季的演出由金色大厅制定。这一部分是非常严肃的，来的都是世界一流音乐家，一般演出提前一两年就预订好了，每年从9月到次年6月。这是金色大厅演出的主要构成部分。音乐季演出之外的一些空闲档期，金色大厅会对外出租。这一部分演出在维也纳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俄罗斯、日本、韩国人都会来租场进行一些演出，但中国人格外多一些。”
是否属于音乐季的演出，有一个最简单的辨认方式，那就是是否有资格登上金底黑字的金色大厅官方海报。奥地利华人李弥（化名）自2003年在维也纳定居，她在金色大厅官方海报上看到过的中国艺术家仅仅是郎朗、李云迪、王羽佳和李晓良。
征服OR自嗨？
对于国人在金色大厅演出的行为，媒体的态度也总是在两个极端徘徊。
从2010年开始，合肥一中的“毓秀合唱团”连续四年参加“世界和平音乐节”，在金色大厅获得两个“杰出合唱团”和“杰出指挥奖”。2011年《江淮晨报》曾刊发报道称其“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传递给世界”。
2011年，海南省老年人合唱团“椰风海韵”参加“第二届维也纳国际中老年合唱艺术节”时，登上了金色大厅的舞台，获得银奖，《南国都市报》报道赞其“用美丽的歌声展示了海南的艺术实力”；海南省合唱协会的网站称合唱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反响”。
事实上，毓秀合唱团和椰风海韵合唱团都是业余团体，前者由一帮几乎没有音乐底子的高一学生组成；后者则是海南省老年大学的一群退休爱好者。排练时间都是每周一到两次。
尽管类似活动也由中国演出机构举办，选手以业余爱好者居多。但当选手“载誉回国”时，常常能够得到当地媒体的肯定和支持。有时，还会出现“征服观众”、“走向世界”、“巨大胜利”等字眼。
毓秀合唱团的指挥韦永珍，是合肥一中的音乐教师，对于维也纳一行的争议，她不为所动。“我们在金色大厅获得了快乐和音乐上的熏陶就足够了。”
椰风海韵合唱团的钢琴伴奏黄瑀也有类似看法，她认为“金色大厅氛围很好，剧场很棒，这就够了”。
但有合唱团的队员在学校论坛上发帖称，这是一种“花钱买荣誉的行为”。还有学生认为“比赛也好，出去开开眼界也好，都是超级棒的经历，都是别人羡慕却很难得到的”。
演出的水准到底如何，只有一个硬指标：门票。
“我有一次去奥地利一家中餐馆吃饭，和老板娘聊天，老板娘聊起金色大厅，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打一打的门票说，每个餐厅的外国客人来中餐馆吃饭都在结账时可获赠两张金色大厅中国团体的演出票。”曾将中国艺术团组织去金色大厅的吴嘉童说。
事实上，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此前曾多次向媒体抱怨大量的赠票工作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负担。
有一次吴嘉童出差路过维也纳，正好一位国内当红明星在金色大厅演出，“使馆朋友向我抱怨说，使馆下死任务，每人必须保证送出多少张票，而且要确保奥地利人来，不要华人，这样可以保证电视录像效果！”
一桩生意而已
作为最早将中国艺术团带去金色大厅的组织者，吴嘉童和他的吴氏国际文化传媒经历过辉煌，他曾连续五年将中国民族乐团带至金色大厅举行新春音乐会。但如今，这片市场对于他和他的公司而言已是一片焦土，他们选择退出。
1998年，将中央民族乐团首次带出国门，走向金色大厅的组织工作堪称一项大工程。第一次抵达金色大厅的团队规模庞大，共600人。其中包括演员100人，记者50人和乐迷450人。
“国家没有一分钱支持。维也纳市政府承担金色大厅的场租和所有国内记者的住宿和接待，奥地利航空公司和国航各赞助了一半飞机票，宣传费用由英美烟草公司赞助，奥地利国家电视台实况转播的费用由奥地利伊林电气公司赞助。”
吴嘉童对这段开创性的历史印象美妙，他用了“冠盖如云”来描述音乐会的成功。头三年，票全部都能卖光。
2002年，事情发生转机。该年，6个中国乐团登陆金色大厅，大量赠票开始出现。同年，吴嘉童组织的香港中乐团在金色大厅演出“马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售票情况惨淡，出现不抵场租的情况。
如今的演出，大部分非专业团体以自费的形式构成。记者查证，近两年在金色大厅演出，大部分都是自娱自乐的赠票演出，面向市场的商业演出极为少见。大部分的演出团体和个人大多以自费的形式前来，其中以业余爱好者占大多数。这些“K歌团”的赠票，已经很大程度上搅坏了文化商演的土壤。
“送票是置我们的文化商业演出于死地的做法。”吴嘉童分析，维也纳进行商演的土壤已被破坏殆尽。“中国乐团在金色大厅的演出每年有近万张票要送。售票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
这些艺术团体的金色大厅之行，更像是旅行的一部分。如“世界和平音乐节”和“国际中老年合唱艺术节”，除在维也纳进行4天和金色大厅有关的活动，参与者还会去法国、意大利等奥地利周边国家进行8天左右的旅游。
政治上的“高规格”则是该类活动的另外一个特征。
记者在世界和平音乐节的报名页面上，发现该活动自称由“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总统海因茨•费舍尔博士”亲自担任该活动的“荣誉监护人”。在该活动2010年一份获奖证书的签名栏上，还出现了“维也纳副市长米歇尔•路德维希”的名字。该活动还称“参与合唱节的团队每年都被邀请前往联合国维也纳总部做客演唱。联合国维也纳总部给合唱团团员们颁发表彰奖状，以鼓励他们对促进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奥地利一位曾在旅行社工作的华人透露，他们在今年7月接到了世界和平音乐节的外包订单，“演出方弄了1300多个小孩过来，发的证书一模一样，很多参赛方非常不满。”
该华人表示，仅这一单生意，团费总额就高达3000多万。由于有金色大厅的名号，利润高达40%，比做一般的旅行团高出更多。
一个名为“中国艺术教育联合会”的机构甚至声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合作关系，但南方周末记者在民政部的页面上搜索，根本就找不到该机构的注册信息。
“这些业余团体的演出，在维也纳无法吸引观众，没有任何存在感。”李弥说，“我很不舒服的一点，是觉得他们在暗自笑话中国人。来演出的团体可能不在乎这几万块钱，但这种行为非常的不理性，这跟中国人到国外买奢侈品有什么区别呢？”
也纳则认为这只是一桩生意，只要合法就无可厚非。“我无法接受的是那些公费出去演唱的团体，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吴嘉童的观点和也纳一致：“相比之下，我倒觉得一些孩子们，或者业余爱好者来到金色大厅到此一游卡拉OK一把十分天真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