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各路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野史戏说，人们渐渐地不再相信所谓的正史了，认为正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鲁迅先生语），在叙述历史的真相方面，不如野史直接明了。于是乎，各种“野史”漫天飞舞大行其道，不少人陶醉其中信得如痴如醉。历史小事信“野史”，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唯“野史”之马首是瞻。比如，在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这一历史大事上，“野史”也是招摇过市。一些正直的爱国之士更是一付撇嘴冷笑的样子：他蒋介石当年是我们共产党的手下败将，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大陆时把中央银行里的库存黄金、白银、外汇全部带到了台湾，这等于把全国的财力投入到一个省的建设，台湾经济搞得有点起色，还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别小瞧了这种“野史”，相信它的人多的是，一些传道授业解惑的园丁就是这种“野史”的积极传播者。其实，只要我们正视一下台湾经济起飞的真正历史，就会发现这种“野史”的经不起推敲之处。
众所周知，台湾经济经过“恢复”、“进口替代”、“起飞”、“调整”、“工业升级”诸阶段，到1989年人均“生产毛值”由1953年的167美元增至7571美元；人均所得由几十美元增至7518美元；进出口分别由1953年的1.9亿美元和1.3亿美元增至548亿美元和677亿美元，占全世界第13位。到1989年，台湾外汇储备720亿美元。40年来，台湾经济虽有几次大的波折，但从1953年到1989年的三十几年间，年均增长率达8.9％（按实质毛额增加率计算）。应该说，台湾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不慢的。那么，台湾经济何以能够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难道仅凭老蒋从大陆运去一些黄金外汇储备，就能达到如此神速的效果？这就如同说一个人有了点资本积累就能成大资本家，一个人只要会说话不是哑巴就能成演讲大师，这不是非常可笑的天方夜谭吗？依鄙人有限的学识看来，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经济的国际大环境为台湾经济“起飞”提供了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及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为求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国际间的合作。国际间货物、劳务与资金交流的限制不断减轻。在美国的财力等各方面支持下，台湾也加入到这种合作之中。国际间经济合作是台湾经济得以走向世界的前提。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由于技术进步和工资的提高，逐步转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加上轻工业所需资本少、周转快，于是一些先进国家原有的轻工业生产和技术很快转向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就是台湾“出口加工业”崛起的大背景。国际大环境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二、台湾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各项改革是经济“起飞”的决定因素。虽然国际大环境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但是，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并创造利用此机会的条件主要取决于主观因素。可以说，台湾当局及其决策人物较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蒋介石这个人了，尽管他所领导的政府一度被我们讥为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但他对台湾经济起飞所做出的贡献，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老蒋败退到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并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随后，制订、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台湾实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政策。
首先，蒋介石着手国民党改造工作。他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方针与纲领，具体内容的前两条，其一，“排除派系观念”，“打倒地域关系”，“整肃党的纪律”；其二，“铲除官僚”，“改变党的作风”，“革新党的组织”。国民党改造工作进行了两年多，从最后的成效看，蒋介石的最初愿望基本得到了实现。
然后，蒋介石大力发展经济。台湾在光复前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农田水利建设亦有一定规模。可是，台湾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当局为摆脱岛内混乱，首先抓住农业，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三个阶段的改革稳住了整个社会的大潮，逐步解决了岛内第一件大事——吃饭问题。台湾的土改尽管仅仅是一种改良，极不彻底，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减少了大的社会震动。土改过程中，又有意识地将一部分地价转向工业，促进了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币制改革方面，以稳定物价为重点，充分配合企业，大力促进企业发展。监督币制的改革从1953年开始，蒋介石组织台湾各行业专家，研究台湾经济，提出了台湾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台湾经济的相应政策。
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台湾当局在“以农养工、进口替代”思想指导下，着力发展农业，以求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当局还利用交通、海运较为便利的条件，进口工业所需的产品，限制农产品进口，有目的的保护农业。农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的“进口替代”。第三期四年计划完成后，台湾当局鉴于岛内工业发展顺利，看到国际经济转型的大机遇，立刻在第四期四年计划中提出“出口扩张”的设想，并在计划中作了具体规定，使台湾经济在第四期计划完成后顺利地适应国际机遇、利用岛内廉价劳动力，转为“加工出口”。之后，台湾当局不止一次地调整有关政策（包括外汇管理、所得税、投资条例、工厂法等），以适应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三、教育的优先发展为经济“起飞”起了巨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台湾教育在日据时期已有所发展。不过，当时完全是殖民教育。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全部接收了台湾的教育机构（包括各类学校和教育机关）。对日据时代的教育内容有区别地予以“改造”：政治部分，废除奴化教育代之以“党化”教育；智育部分则基本保留延续下来。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稳定和经济发展，台湾的教育也有了一定发展，到1986年，台湾各类学校6500所，在校生50046人。台湾的教育制度按“官民并举”、“公私共举”的办法，实行学前教育和9年制“国民义务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有一定法规，形成了“义务制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普通教育相结合”、“高等教育”系列。1986年，全岛共有大学109所、职业中学101所。台湾的教育经费分“中央”、省、县三级制。1980年，省级教育经费占全省财政支出的25％；县级占46％(日据时期，“省”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6.42％；县级占2.7％)。并且，教育经费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从1952年到1982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6.43倍、教育投资增长了90倍。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劳动力素质。60年代以前，台湾的劳动力中还有不少文盲，自从推行“9年义务教育制”后，到1980年，台湾劳动力的知识水准已发展为以大专程度为主。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直接导致生产率增长。1981年比1976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567％，而就业人数仅增长17.8％。可见，教育的发展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又一推动力。
当然，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援”对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自身发展经济的主观有利条件，再有什么“美援”也白搭，那些从大陆带去的黄金储备就更不值一提了。可以说，正是在蒋介石的主政之下，才使台湾经济从1953年到1972年，经过两个阶段的整治，得到了很大发展。也正是由于蒋介石大力抓经济发展，不像大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把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都给浪费了，才使台湾经济在20年时间内，保持了发展的高度稳定和高速增长，才使台湾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现在重温台湾经济起飞的往事，更让我们不胜唏嘘。昔日的手下败将已经重新崛起，如果我们还一味津津乐道于那些黄金储备的“野史”，这还符合我们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吗？还有利于培养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