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陈独秀致朱家骅信，信中提及“承赐国币八千元”。
多年来，海内外研究者在涉及陈独秀晚年对于各方面捐赠的态度时一般认为，但凡国民政府方面或者在政府任职者所赠送的金钱，他是一律予以拒收的。本文运用档案对此进行了新的考证
晚年的陈独秀，生活于贫病交迫中，一直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主要经济来源是朋友的捐助。多年来，海内外陈独秀研究界在涉及陈独秀晚年对于各方面捐款的态度时一般都认为，但凡国民政府方面或者政府任职者所赠送的金钱，陈独秀是一律予以拒收的。笔者认为，这与史实不符。
笔者最近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了若干封朱家骅与晚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时的往来信函，全是为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的事，这几封信也反映了陈独秀最后两三年与国民政府方面关系的一个真实侧面，故在此对之略加解读。以下是笔者查到的6封原信：
1、朱家骅致陈独秀（1940年7月17日）
仲甫先生大鉴：
暌违既久，咨觐末由，时寄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别也。比者侧词文旆，入川体颇不适，便欲诣前叙其悃愫，绊于部务，未果所怀。故请张国焘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医药费一千元，幸善摄卫，早日复安，临楮布臆，不任迟悬，敬颂痊祺。弟朱家骅。7月17日。
2、朱家骅致陈独秀（1941年3月6日）
仲甫先生道鉴：
客秋国焘兄返后，详述尊况，并奉惠书，快何如之。近闻贵体欠和，时思趋承话言，回冗未果，不审比来尊恙如何，甚悬悬也。兹特邀国焘兄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医药费五千元，敬希哂纳，并祈珍摄是幸。耑此敬颂台绥。弟朱家骅。3月6日。
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
3、陈布雷致朱家骅（1942年1月17日）
骝先我兄大鉴：
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弟陈布雷。1月17日。
旁边批有“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字样，应为朱家骅身边工作人员所批。
4、朱家骅致陈布雷（1942年1月20日）
布雷吾兄勋鉴：
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厪注，敬先奉复，祗颂勋绥。弟朱家骅。1月20日。
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
5、朱家骅致陈独秀（1942年1月27日）
仲甫先生大鉴：
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讬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弟朱家骅。1月27日。
信稿右上角签有“密”字，右边注有“已由甘秘书呈签后送交张君”。
6、陈独秀致朱家骅（1942年1月29日）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1月29日。
以上这6封信件反映的情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朱家骅资助陈独秀是三次，而不是一次。这种资助在形式上不附带任何条件、当然也包括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均是以医药费、困难补助费的名义致送。但几次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表明国民党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是不欲外界知道他们对陈独秀的资助，还是对陈独秀确实抱有某种期待，笔者尚不便随意推测。
其二，这种资助不是朱家骅个人的行为，经费来源应是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的名义，经过张国焘送给陈独秀的。此点在1942年1月那一笔尤为明显，陈布雷说是“经呈奉谕示”，应该是经过了蒋介石批准，直接的动机是“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国民党方面为让陈独秀接受这种资助，也还是想了一些办法，即以朱家骅个人的名义，通过张国焘转交。朱家骅是留德博士，1917年即在北京大学教过德文，1924年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任教育部长，应是为学术界、文化界较能接受的人物。以其名义资助陈独秀的1940年至1942年这一段，他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
其三，这三笔款应当都为陈独秀所接受，朱家骅第二封信提到“并奉惠书”，说明陈独秀在收到第一笔的一千元资助时，曾给朱回信。关于第二笔即1941年3月的那笔五千元的赠款，陈在1942年1月的回信中说“去年赐款尚未用罄”，是说未用完，而不是说已让张国焘退还，陈是否真正动用了这笔款，现已无从得知，但他没有让张国焘退给朱家骅，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笔即八千元的那一笔，陈的表示是“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但同时声明，“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但这一次已勉强接受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许多书上关于陈独秀对朱家骅赠款态度的记载都不尽准确。
其四，对国民党方面的赠款，陈独秀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决不愿再受。这种态度，还是符合陈独秀的性格，反映了他贫贱不能移的气节。
这些信件书写于1940年7月－1942年1月，这是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晚年的生活来源，一是为报刊写稿和编译所得的为数不多的稿费，二是江津地方名绅邓蟾秋叔侄、与他曾有师生之谊的川籍军人杨鹏升等朋友的接济，三是北大同学会的不时资助，既没有丰厚的积蓄，又没有固定的退休金可领，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贫病交加、风烛残年的老人，且是处于一种既已远离共产党、也已脱离托派、更不愿投身国民党的特殊的游离状态，衣食治病，都只能靠一些游走于这三种政治力量边缘的朋友的接济，其窘迫可想而知。在万般无奈之下，对国民党方面以朱家骅名义送来的赠款没有断然拒绝，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还没有后来那样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这种态度，也不是说不过去，不必硬要说他拒绝了、退回了。再说，他并没有以替国民党办什么事来作为交换，而是所谓“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他没有、也不打算替国民党去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