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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行政审批改革

作为改革的重要步骤,行政审批改革再次走上快车道。

8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至此,国务院十年来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六轮改革,艰苦卓绝。

此次行政审批改革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上,其原则是应减必减、该放就放,在市场领域尽量减少政府无形之手的干预,其核心内容包括“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把适合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和管理服务事项,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给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承担”以此目标推进改革,辅之以恰当的手段,希望中国最终将走上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之路。

上述改革证明政府存在内生的改革动力,但任何改革都非铁板一块,都将遭遇寻租者的强势阻碍,要实现改革目标必须有效地突破阻碍。

租金来源是设租,因此并不奇怪,当政府发出主流声音致力于减少行政审批、致力于降低租金来源与租金红利时,一些部门、一些地方政府到处设租。设租方法千奇百怪,如曾经出现的馒头办,现在仍然风行一时的借助打假手段向商铺伸手,以至于出现商铺闭户十里难吃到一碗面条的奇观。甚至在湖南邵阳出现行政执法权下移的情况,雇佣千名“雇佣军”替代城管执法,以80%的回扣发起贴罚单运动。

任何违法、违规、违章,理应受到追究,但任何执法都必须在尊重规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此次国务院会议明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任何部门不得以规章、文件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行政审批项目。研究制定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设定和管理办法”,如何“逼迫”有关部门尊重法律、法规、市场,才是当务之急。

就顶层设计而言,各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必不可少,而不是把重要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为了行政方便、为了争夺管理权,现实中往往出现与权力分散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以最近的公布的《预算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为例,耗时8年诸多专家论证,却赋予了财政部门更大的权力,删除了央行“经理国库”的职能,央行“名义经理”身份不再,财政部集会计、出纳于一身,而在具体的收支中,又缺乏人大的实质性监督,此种预算设计存在巨大的风险。专业人士指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范围“不需经人大审查和批准,年度预算草案最终表决前不需经人大常委会审查,也没有关于预算听证、预算讨论(辩论)、预算质询、预算报告阅读等程序性设置”,如果没有对财政部门的强力约束,对纳税人的尊重也将成为空谈。

类似的情况多有存在,如发改委与证监会如何协调监管私募股权基金;社保基金理事会与地方政府如何协调地方养老金的管理;住建部与地方政府如何协调公积金的管理。多数人都慷慨抨击时弊,都愿意以改革者的面目示人,但回到实际操作层面,可能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他们觉得其他部门的图章都可以减少,但自己部门的图章不可或缺。

旧的行政审批在减少,新的行政审批层出不穷。有物流公司业内人士讲述综合型物流企业“关卡”:注册物流公司,必须要有前置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否则无法获得营业执照;涉及到仓储设施,还需获得消防部门的许可;涉及到危险品运输的,要有环保资质;物流规划用地又需要跑发改委;与港口泊位建设有关的又需要港口管理部门签字……

唯一的办法是增加对权力的制约,增加反对设租者的话语权。如果企业家有了有效的申诉渠道,如果权力的成色减少了份量,租金有可能真正下降。我们无法期望拥有租金的人,依靠道德的约束力量主动放弃租金,主动减少设租的动作。

中国工程师、工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一族,但人均效率却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制度性的低效与贪腐不可忽视。8月16日,前摩根士丹利负责地产交易的主管Garth Peterson因违反《海外贪污行为法》在美国获刑九个月,原为摩根士丹利上海地产投资和基金顾问业务的一名常务董事,因为一宗地产交易陷入泥潭,但此人供述,轻度贪腐是中国商场的普遍现象。行政审批改革既是提升行政效率的步骤,从本质上来说,是减少设租空间、降低贪腐的重要手段。

广东成为改革试点区,希望这个市场经济的重镇,能够以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权力互相制约,允许利益良性博弈,以健全制度将行政审批改革经验复制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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