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我去拜访一个在奢侈品公司上班的朋友，她说她很疲惫，想辞职回家生孩子去了。除了没完没了的开店、大中小型市场活动、老板来访等等连轴转的工作，她说做奢侈品感觉不太好，“比如，”她说，“只要山西煤矿出安全事故，我们太原店的生意就会大涨。”
我们都知道如何把这些故事连成一条线，从矿工遇难，到奢侈品狂卖；这背后的故事似乎每个人都“懂的”，却又“说不清”。这种故事很多。还有一次，我 另一个做奢侈品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媒体老板带着“领导”去采购，由于巴黎店里的销售服务不够殷情、伺候领导不够周到（就是速度不够快），这个老板要投诉 销售员，还威胁要在其所控制的媒体中封杀这个品牌。
最过分的故事是我听说一个老板可以买N辆名牌车，都不上牌照，就在车库里存着。需要了就开一辆出来送人。大概两年前，一位记者朋友在一家名牌店里做暗访，有大款把他当服务员，让他帮忙给选一些给男士的礼物，并且告诉他，每年两会前，他都要来北京“进贡”。
由于中国的腐败，让奢侈品在中国大卖。所以公众自然对这些反正买不起的东西有一种不仅抵触、甚至憎恨的情绪。
我的职业决定了我和奢侈品的关系。他们是我的广告客户，我非常懂规矩，从来不说他们的坏话，时而还要小拍一下马屁，说点好话。我已经把自己的行为彻 底理性化了(rationalize)——人家支持我，我就得支持人家。慢慢的，十几年过来，我已经是个完全赞同奢侈品的人，我经常认为中国的腐败和奢侈 品是没有关系的，是腐败让奢侈品市场畸形增长，但是奢侈品不是腐败的根源，制度的缺陷才是腐败的根源。
前些日子，我碰到一个号称只关心艺术文化的投资人，他投了很多奢侈品公司，他跟我说，其实这些奢侈品公司刚开始以为中国的奢侈品发展会和其它亚洲地 区差不多——慢热。谁都没想到，居然一下子飞起来了。之后他说他认为这种市场情况还会持续很久。我说奢侈品的飞速成长和腐败有关，他非常轻松地说，那就希 望腐败长在！我真想抽他，但是我已经长期理性化了，这种应该有的勇气和棱角早就被磨没了。
这顿饭之后，我开始重新想，如果不是靠奢侈品广告吃饭，我应该怎么想奢侈品？
的确，是我们的制度给腐败提供了土壤，但是如果一个行业的销售是靠社会的堕落，那么这个行业有维持性吗？这个社会还能够继续接受这个行业的产品吗？尽管这些产品真的是世界上最美、最精致的东西。
答案我们已经看到了——没有维持性，社会也不能接受。 最近半年来，奢侈品市场再也听不到前几年的双数增长捷报，如果不是负增长就非常不错了。在10月11日纽约时报有一篇报导， 奢侈品牌Burberry的股价自从9月发出警告后下跌了21％，他们的首席财务官Stacey Cartwright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换届，使奢侈品消费在中国蒙上了阴影：“送礼是中国的文化之一，礼物也往往送给那些有权威的人，不过在换届 之前你也搞不清楚谁会上台，那该把礼物送给谁？”
在奢侈品市场有点“风声鹤唳”的时候，陕西“表哥”又出现了——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在车祸事故现场面露笑脸并佩戴“名表”，之后照片被网友人手搜索，进一步发现“表哥”可能有名表至少11只。
其实在陕西“表哥”之前有过南京的“天价烟局长”；两会上也有无数人民代表，也戴表。但是陕西“表哥”是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这对所有公务员 来说太是一个信号了——一个国家不再容忍腐败的信号。在此之前，官方对这种报道向来是打压、封闭、用高压方法庇护官员。但是陕西“表哥”是哥例外，在现实 中被人民日报微博转载，之后又上了央视。这个转折所有公务员都意识到。从此，表就不好卖了。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广告客户中奔走、约见，又到了谈年单的季节了。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奢侈品不再计划花巨款做汇集明星、名人、名媛、名流的超级派对，而是要做点艺术展览和讲座，甚至支持一下本土设计。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我们明年能看到很多好展览，都是值得期待的。
其实这么做，反而是回到了奢侈品的根源上。奢侈品是把有功能的东西做到极致，里面的含金就是文化。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一个官窑的碗，无非是古代的奢侈品，自古以来，奢侈品不为大众受用，但是可以被大众欣赏。
我一直认为奢侈品的昂贵是对人的智慧的尊重，不管是设计还是手工，都是对动手和动脑子的人表达一种认可。可是当奢侈品成为腐败的货币时，这种认可就全部流失了。
我知道我的奢侈品品牌客户都会留恋双数增长的过去时，但是奢侈品真正在中国被理解和欣赏的日子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洪晃是时尚媒体出版人，专栏作家。她最新的一部作品是《廉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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