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亚洲战略一直是寻求稳定的势力均衡，防止出现霸权。但根据其官方《国家安全战略》的说法，美国也在寻求适应“和平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与我们合作处理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亚洲战略本身就有矛盾。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并没有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反而决定帮助中国融入全球机构中去。但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国友好方针在此前很久就已经颇为醒目了。
1905年日俄战争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举行了和平会议，他提出把满洲归还给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并寻求在东亚建立势力平衡。日俄战争让美国成了中国事务的活跃参与者。
1949年中共建政后，美国公开对中共示好，并将其与苏共区别对待。1989年后，美国又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中国因此积累了巨额贸易盈余，也成为美国资本流入的主要来源。
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美国向毛泽东政权大献殷情，尽管在此期间，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国西藏解放。继大献殷情之后出现的是第二阶段的疏远期，在20世纪6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政策是孤立中国。
1969年中苏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立刻进入了第三阶段，美国积极寻求利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裂痕，拉拢中国进入其反苏战略中，美国站在了毛泽东政权一边。这打下了中国1970-71年“开放”的基础，美国方面的领导者是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当时他对中国还一无所知。
自此以后，美国一直在有意识地采取帮助中国崛起的政策。事实上，卡特总统曾给美国政府各部发过一份备忘录，要求它们帮助中国崛起--这一方针至今仍在执行，尽管美国也在寻找打消中国的傲慢随实力增长而增长的风险。事实上，即使是1996年中国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射导弹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一直在逐渐脱离与台湾的密切关系，自中国大陆发射导弹后，再也没有一位美国政要访问过台湾。
如此看来，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包括世界最大规模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军功章有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华政策的一半。没有美中贸易和金融关系的大扩展，中国的增长就会缓慢得多，也难以维持。
在冷战后半阶段，美国和中国因互相依存而结成盟友，两国也因为这一通过相互依赖性联系在一起的伙伴关系而崛起。美国依靠中国的贸易盈余和储蓄为其巨大的预算赤字融资，而中国依赖其对美国的巨额出口维持经济增长和为军事现代化融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中有三分之二是美元计价资产，中国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杠杆。
因此，中国与美国从前的对手大不相同。如今，美国利益与中国紧密相连，孤立和对抗中国的政策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即使是在民主问题上，美国也更喜欢对其他独裁者指手画脚，而对中国专制政府视而不见。
不过，美国也对中国主导亚洲颇为担心，这一目标有损于美国的安全和商业利益，也不利于美国确保亚洲势力均衡的更大目标。为了阻止中国的主导力，美国已开始构建对抗性作用力和伙伴关系，但并没有尝试遏制中国。
对美国来说，中国实力的增长实际上有助于证明其在亚洲增兵、维持该地区已有盟友关系以及争取新战略伙伴的必要性。事实上，中国给美国带来了不少外交好处：增强和扩展了其亚洲安全关系。
其中的教训是很明白的：世界一极的耀武扬威式的崛起可以强化相对衰落大国的战略相关性和作用。大约在十年前，美国开始感到自己正在被亚洲边缘化，其原因是多样的，中国的“魅力攻势”也是其中之一。但如今美国显然已经回到了中心舞台。韩国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不再试图劝说美国将海军基地迁离冲绳；新加坡同意美国战舰在新加坡停留；澳大利亚是美国海军和其他部队的驻地；印度、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国也在与美国拉近关系。
但别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幻想。尽管美国“优先”考虑亚洲，但实行的仍是两手准备：在战略盟友和伙伴的帮助下维持势力均衡；同时继续适应中国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