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泰戈尔
1978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时，弟弟突然从宁夏银川来了。往常他来之前，总会先写信来，或者打电话来，这一次的到来，感到有点意外。他一走进家来我不由得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突然来了？”
他笑笑说：“我也来落实政策来了。”
我一时不解地说：“你落实什么政策？”
“唉，听我慢慢道来吧。”
他洗完脸，坐下来，我给他沏好一杯茶，我们慢慢谈了起来。
弟弟1936年出生，一岁多就赶上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七七事变”。一家老小尽管经济困难，也不甘心作亡国奴。那时候，全家人带着他逃难，坐火车，乘马车，父亲背着他，全家从山西的太原爬山涉水跑到晋西南的山区，他可以说是在国难的战火中长大的。抗战八年，他从一岁成长到九岁。1945年日寇投降，他随父母姐姐到了山西太原，就读于太原新道街小学。1949年太原解放，他小学毕业，考入太原中学（后改为太原五中）。195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大学五年制机械系。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他应该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历史清白”。
就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根据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他必然要被给予政治歧视和牵连。1960年他毕业。尽管毕业前北京已经有单位要他，但他已经成了“右派”的弟弟，自然要半明半暗地惩处他，把他分配到偏远艰苦的大西北——宁夏工学院去教书。
这个学校估计是大跃进的产物，对付了没有两年就“下马”了。把他又分配在拖拉机配件厂。
弟弟找了个妻子，是从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的，担任中学教师。后来生了孩子，两人都上班，在宁夏当地没有抚养条件，只好把孩子放在上海岳母家。每年寒暑两假，都要从大西北回上海，不远万里去看孩子。六十年代两人的工资除了必须的生活费，积攒的余钱可以说全部作为车费送给了铁道部，一年年疲于奔命。
一直捱到落实政策的年份——1978年，那时候他的妻子在苏州工作，单位也讲起了对职工“两地分居”的“照顾”。他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十八年，属于“照顾”之列。单位和江苏人事厅及几个单位联系，帮助他和在苏州工作的妻子团聚。
联系的公函发去，说明他是1960年天津大学五年制机械系毕业，对方几个单位立即来信表示要人。但把档案寄去之后，却又回信说“不好安排”。一连联系了几个单位都是如此。弟弟心中好生纳闷：“哥哥的‘右派’已经改正了，这株连还要连到几时？”
他们厂长和他关系不错，看到这连连的诧异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找弟弟说明了底细：
“老赵，你看这联系的结果实在使人失望。咱们相处十几年了，我了解你，你是个好人，业务能力强，为人正派。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些事厂里和你大概都想不到，今天我把情况全部告诉你吧。”
厂长接下来说了一席让我弟弟意想不到的话——
公函一去，都表示立即要人，档案一去，又变成“不好安排”，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档案里有一份属于“未查清的问题”的材料。关于档案制度和规定可能你不太清楚。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只要已经查清楚就好办，就怕有没查清的问题，悬在那里，搞不清楚。
这是一份什么材料呢？是盖着“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印章，发给天津大学的信，内容是：
……我司工作人员赵文滔系反革命分子，×月×日其妻田滨曾去你校看望赵弟赵文浩。当时我公安人员尾随田到你校，因为距离不便太近，他们谈了些什么未听清楚，希望你们对赵文浩严加注意……
厂长说，我们曾经仔细研究过这份材料，虽然他把情况说得如同反特小说，实际上它没有真实内容。可以说它是一封诬陷信。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我们正式通过组织关系调查了你哥的情况。首先他不是“反革命”，没有“反革命”的结论。他是右派，61年就摘了帽子。72年已经又被转为正式职工。现在又落实了改正政策。完全不是这封信所说的情况。
第二、你嫂子不是右派，也不是反革命，她去天津大学去看你，完全是她的自由，是正常亲属看望，不可能公安尾随。再说如果公安部门已经立案，进行尾随，也不会告诉二机部教育司支部。
第三、至于他们怎么知道你嫂子去天津大学去看你，这就不知道了。
第四、这份文件的发出不符合规定。按照文件往来的规定，第二机械工业部对外发文，只能用“第二机械工业部”或者“第二机械工业部党委”的名义。“中共二机部教育司支部”只能在二机部系统内部作为发文单位。二机部1959年已经撤销，对于这封信的调查就很困难。
第五、按道理，天津大学收到这份材料，应该调查核实，核实清楚再入档。结果天津大学没有核实就装进了档案，我们调查清楚这是一份有问题的材料，但人事档案制度有规定，有问题的材料必须原提供单位撤出，其他单位不能撤出。现在国务院有文件规定：二机部已于1959年撤销，凡原二机部的遗留问题，由五机部负责办理。这就有头绪好找了。
厂长说，我看调动工作的事先停下来，先把这份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再办调动工作的事。现在厂里给你开封介绍信，你先去找五机部，看他们是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研究。
弟弟听得目瞪口呆，怎么自己竟成了好像特务活动的嫌疑人？只好按照他们厂长的意见，带着介绍信到北京找五机部来了。
这就是他也到北京来落实政策的原委。
第二天，弟弟去找了五机部，五机部干部司的人员说：“需要把档案要过来看看，看过之后，两个单位再商量。你先回住所等着。”回来以后，他就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厂长。
一星期左右，档案来了，五机部经过研究，认为这封信属于“不实之词”，由于二机部早于1959年撤销，人员已很难找到，无法查证，当即决定立即从弟弟的档案中撤掉这份“诬陷材料”。档案也立即退还工厂。
那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想了想，根据我的分析，这份材料只有两个人可能是编造者。第一个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梁心明，第二个是当时担任组织委员的杨贵星。我的根据是：
1．“中共第二机械部教育司支部”这枚章，只能由书记和组织委员保管，其他党员都不可能使用这枚章子。
2．书记梁心明为人阴险狡诈，整人狠毒，既然把我打成右派，自然就要狠到底。出于他的人格，为了讨好上级，升级获利，他极有作出这种事的可能。
3．杨贵星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高小文化程度，他将近40岁了还没有结婚（也许原来结过婚，是农村的，离了），他干的是一份“闲差”，名为人事干部，主管下属中专学校的人事工作，实际上下边学校的人事工作学校自己都管了，根本没他的事。所以他常常上班没事串办公室，和一些年轻女同事在一起叽叽咕咕，动手动脚，那些年轻女同事都想入党，要入党谁敢得罪“组织委员”？我上班比较严肃，往往我一进办公室，他们就散开了。有一次我对人说：“这算不算猥亵？”（我的这一说法确实不太合适，当时还没有比较合适的说法——“性骚扰”）后来他知道我的评论，自然怀恨在心，他也可能作出这一害人的事。
4．诬陷者怎么会知道我妻子去天津看望我弟弟的呢？必然是他们偷偷拆看了我弟给我的来信。
这两个嫌疑人一位是书记，一位是组织委员。按理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可谁又会想到特殊材料也能制造出这种害人的“坏蛋”玩意儿来？
想想我们并没有作什么为害国家社会，有害共产党的事，为什么要这样收拾我们？尤其是由共产党员诬陷，其目的几乎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中国当真完全没有法律？这社会已经对我们不公平了二十年，这种伤害已经构成了“犯法”，而不是简单的“不实”的问题了。我主张研究一下，应不应该到法庭控告这两个坏蛋。
有一个星期天，我把在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的老同学找来，把情况讲给他听，能不能考虑“诉诸法律”，向他请教，听听他的意见。
经过他详细分析，我感到十分失望。他说——
“……首先，法庭不可能接受这项控告。历史上还没有告共产党员利用党的名义害人的案例。你想想，法院也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可能立案受理？
“其次，法院讲证据，你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不要说法院，就是一个单位的组织去问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承认。你们能提供什么证据，使得他们无可辩驳，无法抵赖，证明就是他们干的？现在的情况是：从道理上说，他们有极大可能，但他们完全可以不承认，完全可以赖掉，你们怎么办？法庭又能怎么办？
“再说，这两个人还很得势，就算你们不向法院控告，向他们所在单位的组织去告，他们那个组织也必然会替他们说话。他们要不承认，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们要探索‘公平’，实在说，社会上本没有什么公平。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怎么样？不也给他们扣上种种罪名？最后，折腾死人给你平反已经是很好的了。你们这问题，现在把‘不实之词’给你撤了也就完了。你们要打算通过法律追究责任人，那不可能。
“至于责任由谁来负？没有人负责，你能把他们怎么样？……”
“是的，没有人负责，没有人负责。六十年代饿死3000多万人，有谁负过责任？全国有多少冤、假、错案？比你们冤的有多少？你们要告党的主要成员，弄不好要给你们再带来麻烦怎么办？再说了，你们又没有后台，我看还是认点倒霉就算完了，别再惹麻烦了。”
这就是一个法律教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的看法……
谈了一个下午，我只好失望地把老同学送走。
五机部撤销了那份“不实之词”的诬陷材料，把档案退回工厂后，厂里立即把档案发到江苏人事厅。请他们按照“照顾两地分居”政策给弟弟安排工作。同时，厂里认为江苏必然会按政策办理，干脆发了一个月的工资，让弟弟先回苏州等侯。
谁料江苏人事厅早先看过他的装有“不实之词”的原档案，等了半个月，没想到机械系毕业的机械工程师竟然分配到“蚕种厂”。我接到弟弟电话，主张不去，弟弟则要去，说看看江苏还能来什么花样。
到“蚕种厂”报到以后，那个厂长坐不住了。他对弟弟说：“老赵同志，你先等等，我马上找人事厅，还没有听说有这么干的人事厅，把机械工程师分配来‘蚕种厂’工作的……”
弟弟坐等了一个月，也看了一个月笑话，总算调令又来了，调林业机械厂。
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毫无问题的，解放后才上中学、大学的知识分子，一个高级工程师，在共产党领导下，被党员诬陷无法申诉，郁郁无奈的一生。
这件事给任何人遇上也会气疯。我退休之后，每每和弟弟谈起这一生我给他带来的麻烦时，总是郁郁于心。1978年，落实“改正”政策时，当时的书记梁心明来过一封信，无非是说过来说过去他没责任的话。说什么：“当初我不主张打你右派，他们要打你右派……”谁是他们？他们又是谁？看了信我没有理他。到了1994年，想起我和弟弟的遭遇，忍不住我给梁心明写了一封信。想和他讲讲道理，内容大致如下：
……我究竟和你是有杀父之仇，还是有夺妻之恨？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担任着支部书记，怎么能干出这种诬陷好人的卑鄙勾当？你为什么要对我无辜的弟弟下此毒手？
我所以指出是你干出来的，是因为那个“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的章，只有你和杨贵星可以保管，别人不可能保管。如果不是你，那就是杨贵星，没有第三个人……
过了些天，他还真回来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所说教育司党支部给天津大学的信，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绝对不是推卸责任，我连你弟弟在天津大学读书的事也不记得。当年反右中期，我被派随同钱志道助理到西安了解当地部属学校、工厂反右情况，我回来时部里的反右已经基本结束。对你的处理我是奉命宣布的。王宝善、刘增智定为右派我也没有参加过讨论，司里反右成员是王万春、杨贵星、叶英，是他们确定的。
……对于天津大学收到的那封信，我的看法是：第一，没有给你定过“反革命分子”，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说我公安人员尾随监视是不可能的事，纯属幼稚可笑，瞎诈唬；第三，但不能认为这封信是百分之百的诬陷信。它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诬陷作用。特别是使你弟弟蒙受了不白之冤，吃了十几年苦头。他们和你个人有何恩怨，特别是你当时正上学的弟弟，为什么要下此毒手？这就是反右派斗争中发生的种种偏差，失误。
他的这封信，若是不知情的人，乍一看，会觉得似乎还有一点道理。但是熟悉情况的人就会知道，此人十分狡猾，他一生不知坑害了多少人而往上爬，靠的大概就是这种八面玲珑的本领。莎士比亚说过：“人假如作了无耻的事，总免不了还要用加倍的无耻来抵赖”。这句话就如同专门对他的写照。
对于他的这封信，我的看法是——
第一，他是党支部书记，搞运动都是他负责，他却一推六二五；他是主要负责人，他却说所右派都是别人定的，有的他还没有参加意见。
第二，他去西安没几天就回来了。因为西安只有一个西北工大属于二机部，再者，哪个单位的反右不是自己搞？哪个单位反右是依靠上级来人？他的这个说法，意在说他“人不在”，推得一干二净。
第三，把人都诬陷成和特务一样的反革命了，他却说：“不能认为是百分之百诬陷，而是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诬陷作用”。这叫什么话？他一向玩弄掂过来有理，倒过去也有理的所谓“辩证法”，强词夺理，害了人还得说自己是正确的。
第四，“对你弟弟下毒手不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好人，那都属于“反右派斗争中的偏差”。那么偏差是不是具体的人造成的？共产党、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改正”不就是搞错了吗？共产党、毛泽东没有叫你写诬陷信吧？这个责任你能推给谁？
……
一个国家，总是在谈“以法治国”，但害人者可以不受法律的惩处，不，是没有法律能惩处他，这算个什么国家？
这些受党信任的都是些什么人？不知道他们作过什么好事，他们却干了一些出奇的害人的“恶”事，好像他们不是人类衍生出来的“人”，而是用“特殊材料”作出来的“非人类”的“人”。
（节选自赵文滔长篇回忆录《伤害》。作者原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被打成“极右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