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商人
国家统治最重要的两项工具就是：财和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的王朝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控制着社会财政分配和官员任命。尤其，在唐宋之后，国家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一批精明能干的官僚集团来统治国家。
这个官僚集团的选拔必须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国家对科举考试的设计非常公平，为了防止作弊，设计了非常先进的制度。比如，考试试卷一般要重新找人誊写，如果发现作弊行为，在清朝是“脸上刺字，并发配至烟瘴之地”。严格的科举制度，一方面保证统治集团的流动性，出现所谓“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从而维持了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内容狭隘，限制了其他学科，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比如，清末的留美学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每周末还要集中学习四书五经，以备回国考取功名。这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落后于世界。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大概是统治者害怕商人掌握太多的资源，与政府对抗，危害国家的统治。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所谓的“士”，由于受到所谓“传统”和“文明”的束缚，对国家统治的伤害是非常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还是维持国家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是那些所谓的商人。因为灵活的商人知道：在中国社会，要做大商人，就必须要象吕不韦那些学会政治投机，长期投资，奇货可居。政治投机和资本结合，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政权的伤害是巨大的。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如果放任商人自由，那会引起社会人口的巨大流动，非常不便于国家的管理；同时，如果金钱变成了社会的最高追求，统治集团的权力崇拜也随之瓦解；最终导致整个农业社会和统治集团的解体。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解释，中国的社会为一个三明治结构，上面一层为官僚精英统治阶层，下面一层为农民阶层，中间通过科举制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他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必须压制商人的发展。一方面，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限制商人的经济发展势力。比如，从东汉时代起，政府就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物资的盐和铁实行专卖制度，把它们纳入到国家控制中。另一方面，把商人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压制到最低，使得商人阶层对政治层面的干预降低到最低。地位低下的商人，在获取财富后，通常会让后代读书，以获取功名，提高社会地位。
但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商人阶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商人阶层开始扩大；同时“士”和“商”开始结合，在晚清形成了所谓的“绅商”阶层。这种变革在晚清，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变得更加剧烈，最后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瓦解。
伴随着传统社会解体，过去的150年，商人一直在这个社会中摸索着定位。这个摸索的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
绅商“阶层的兴起
“绅”原意指古代士大夫用来束腰的大带子，引申为“束绅的人”，即掌握权力的人。“绅商”意思就是指和政府权力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人。但是，“绅商”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它兴起于晚清。清王朝在19世纪中期，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一次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成功镇压了太偏天国之后，清朝政府以”中兴四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开明官员，开始思考政府的未来。他们在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方科技的强大，开始实施“师夷之长技以自强”。政府开始主动改革开放，积兴办企业，促进经济发展。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或者“自强运动”。
在洋务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商人开始涌现。结合洋务运动的背景，商人集团主要有两个来源：“买办”和“绅商”。“买办”作为洋人在中国商业的代理人和承包人，1840年后在通商口岸大规模出现。他们具有有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视野，依靠洋人，是本土商人集团和国际资本主义的集合体。“绅商”集团却是本土商人集团和本土精英官僚的集合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依靠“洋人”和“官僚”，纯粹的商人阶层并没有在中国大规模诞生过。
在19世纪中期，由于大型企业的兴办在中国历史上并无先例，政府为了鼓励商业发展，主要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形式，来发展“洋务运动”。也就是说，洋务运动中，企业和中国的商人集团不可能离开政府的控制，只能与政府结合。这是“绅商阶层”诞生的历史背景。从战国的吕不韦开始，中国的商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绅商阶层”在诞生过程中，主要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所谓“自下而上”是指没有功名商人，投靠政府或者捐钱获取功名。其代表人物为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依靠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闽浙总督左宗棠，政治投机加操纵市场，在商业上风生水起，可是最后在经济危机和政府的政治斗争中，被盛宣怀等人整垮，落得身败名裂（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胡雪岩的垮台和1883年中国金融危机）。自下而上的“绅商集团”，只懂得“商务”和“洋务”，不懂得“官法”。由于没有科举考试和政府从政经历，即使捐得顶戴花翎，也会在“士农工商”的社会中被真正的“士绅”集团所歧视，也不懂得政府内部运作的规律，很难在诡谲风云的晚清政坛常青不倒。
所谓的“自上而下”，是指政府委派官员兴办企业，或者有功名的官员，依照自己的政府背景，积极兴办企业。前者的的代表人物为“盛宣怀”，后者的代表人物为“张謇”。这些人“官法，商务和洋务皆通”，能够商场官场常青不倒。
盛宣怀本来只是一个秀才出生，乡试三次而不中，失意仕途，决定学习“有用之学”。在当巡抚的父亲的介绍下，被李鸿章看中，延揽担任重要的经济幕僚，积极兴办各种企业和事业，包括铁路，电报，学校，纱厂等，而成为中国近代亦商亦官，富可敌国的代表人物，为官也升至商务大臣，邮传大臣等。
张謇，江苏南通人，出生贫寒，科举之路亦坎坷异常。16岁考中生员后，江南乡试5次而不中，33岁那年转赴顺天府乡试而中举人。虽然有朝中重臣翁同龢等提拔，历4次会试而不中，终于1894年以41岁高龄中状元。后恰逢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翁同龢失势，又逢父亲去世，于是寻例回乡守制。从而决于仕途，而专心发展实业，以振兴中国经济。
这些“自上而下”诞生的“绅商阶层”，既有传统社会的考试功名，又有政府的经历，懂得政府的内部运作规律和良好的人脉关系，所以能够常青不倒。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在晚清能够影响中国命运的正是这些“自上而下”的“绅商阶层”。
这些绅商阶层，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经历过科举考试，怀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赚钱不忘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在发达之余，都大力兴办学校，水利，福利等社会公益项目，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美誉”和“利润”的双丰收。
“绅商”和政府的复杂关系
晚清，由于大量的官员和士绅开始经商，客观上讲这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使得商人在晚清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2]。宏观上，也促使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从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国家的财政能力。1903年4月22日，清朝政府在宣布成立商部时，上谕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这表明了清王朝对商业地位的重新认可。
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讲，迅速变化的社会潮流，促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不断解体。清王朝正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上。晚晴政府虽然极力追赶这种社会变化的潮流，在晚清最后20年不到的时间里，出台了一些列社会改良的政策，比如废除科举制度，积极推进君主立宪制度等，但是还是落在历史潮流的后面，导致了大清朝的灭亡。
政府目标为公共利益；商业目标私人利益。这两者之间本身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从微观上讲，当中国的官员和商人结合的时候，政府和商业的分界线变的模糊。第一，商人讲求“实用主义”和“赚钱为目的”，和政府“政权维护”的首要目标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矛盾冲突。第二，“绅商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分界线发生模糊，国库通私库现象多有发生；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商人首先想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能置政权于不顾。
商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多为“实用主义”，能赚钱的就是好的，多支持改良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存在一定距离。商人主要是要保证自己的盈利环境，所以他们在发生革命前多反对革命，不希望革命对自己利益发生伤害；而在革命成功后，多支持革命，希望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看上去是一种投机，这其实正是商人的本质。
以张謇为例，它在辛亥革命前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后，他又迅速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邀担任民国政府的实业总长。据说，清帝的逊位诏书亦为其草拟。不过，张謇在日记里记载和孙中山初次见面谈话时，亦指出孙说话不着边际。孙中山一再强调“革命容易”，而张看到的是“建设艰难”。这也看到了商人和革命家的区别。
清朝的灭亡
清政府兴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清朝崩溃的命运。但是，随着绅商集团的势力不断扩张，这个团体和清朝政府的对抗越来越明显，最后导致了清王朝从内部的瓦解。这个瓦解的标志即为所谓的“东南互保”事件。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利用义和团，以光绪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11国宣战。当宣战诏书下达至各地方时，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李鸿章等并电告各地督抚，拒绝服从命令。除山东和河北两省，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督抚，支持或者参与与外国势力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以图互保，而让中国大部分地区免于与西方的战火。
作为洋务运动代表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深知：“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而回复朝廷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公开抗上。在宣战前，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甚至密议，如果皇帝和太后在战火中不测，以李鸿章出任总统，以稳定大局。
“东南互保”事件中，地方集体抗命中央的背景正是，随着绅商集团的利益不断扩大，为了保持自身的利益，不愿与洋人对抗而使自身利益受损。事后，清朝政府对掌握实权的李鸿章，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无可奈何。盛宣怀管理的许多事业，如电报，海关，矿业，铁路，银行等为清廷的主要收入来源。清政府并没有责怪盛宣怀抗命，反而褒奖他为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奖赏其并加“太子太保”衔。
“东南互保事件”意味着中国地方势力的兴起和绅商阶层的势力的膨胀，中央政府已经威严扫地，这已经为11年后的清朝灭亡，以及之后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在“东南互保事件“后，盛宣怀势力急剧膨胀，仕途一路高升。1902年任工部左侍郎，1906年会办商务大臣，1907年奉诏进京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1月6日调任邮传部尚书，同年5月改任奕劻內閣邮传部大臣。此后，盛宣怀建议将各省自己修建的铁路、邮政等转为国家垄断经营。作为“大绅商”代表的盛宣怀国有化铁路的目的，可能受限于他作为“绅商”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官法，商务和洋务皆通”。一方面，他认为国家垄断的铁路和邮政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并为通国库的私库中的巨额财富锦上添花；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铁路修筑权的抵押向西方列强贷款，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可是，“铁路国有化”措施却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引发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等地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而这些“保路运动”的代表，正是那些曾经依靠清政府发财的地方“绅商集团”。这些地方“小绅商”在面对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中央“大绅商”集团欺压时，选择了奋起反抗，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大绅商”集团为了维护的利益，只能动用国家机器，命令各地加以镇压。这进一步激化了大小绅商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四川等地宣布独立。可以假设一下，如果盛宣怀不在中央的“邮传大臣”位置上，或许也和保路运动的地方绅商集团站在一起。
由于清政府调武汉新军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空虚。一个偶然爆炸的炸弹使得一场没有计划的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得以成功。武昌起义后，作为商人的盛宣怀见无法收拾混乱政局，只能邀请政治家袁世凯出山。由于其收路政策导致了武昌起义，而遭受各方谴责，于1911年10月26日被革职，永不再用，同时逃亡日本。袁世凯在掌控了清政府的局势后，开始和革命政府和谈，成功迫使清帝逊位。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在中国最后灭亡了。
结论
当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太平天国起义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的背景下，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兴大臣，开始主动改革开放，发展“洋务运动”。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诞生了一批亦官亦商的团体---“绅商”。绅商的诞生，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促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开始解体。
商人以利益为优先选择，政府以维持统治为第一要务。清政府起初发展商业的目的是为了自强，从而延续自己的统治；而绅商的诞生正是借助了政府的权力赚取了高额的利润。但是，当商人集团和国家权力发生矛盾的时候，商人会从实用的角度，寻找对自己有益的选择，从而无视政权的更替。商人和政权是一对“可共享福，不可患难”的夫妻。
在晚清，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绅商”集团的势力不断扩大，官僚和资本的结合，使得以自身利益为优先的地方绅商势力不断膨胀，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不断下降。1900年的“东南互保”事件就是地方势力膨胀的标志。最后，中央政府“大绅商”代表盛宣怀为了扩张国家和自身的利益，在1911年制定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激化了代表中央政府的“大绅商”集团和代表地方政府的“小绅商”集团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保路运动”，使得“武昌起义”得以成功，从而颠覆了清王朝。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的商人集团大规模诞生到现在，政府历经更替，商人和政府之间都保持一种千丝万缕的微妙的复杂关系。这种传统，倒现在也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虽然他们的名称随着时代一直在变化：从绅商，到官僚买办商人，到新时代的商人。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人和政府的关系在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逐步通过法规清晰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政府为商人服务，商人交税来支持政府。中国的政府和商人之间，却一直在摸索他们之间的最佳关系，15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在艰难摸索中。即使政府和商人互相结合，政府猜疑商人的势力扩张和对政府权力的侵蚀；商人即使依靠政府，但无法拥有自身和财富的安全感。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清晰定位商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晚清的历史教训很可能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