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各方面活动风起云涌。一些深层次问题似乎也应提出来讨论——譬如，中共跟共产国际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中共的什么性质？等等。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如此双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主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它既会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国的金银财宝，甚至牺牲俄共党人的生命，来推动欧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之意见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包括解散该党的组织，另立共产党等。因此，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从来都是一个是非对错纠结得不得了的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从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尽管讲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材和书籍汗牛充栋，但几乎从来都不提共产国际的作用。中苏关系破裂前后，尽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统地介绍过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问题（党内其他领导人如陈云等也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成立和指导中国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仅限于高层内部，以后对这方面的情况更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大量涉及中共历史的文献被以各种方式披露出来，也不见有这方面的资料被披露出来。
然而，事实上中共的建立以及以后的运行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甚至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从组织上讲，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
对此，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共产国际对加入者也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亦“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等等。也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的共产党人，始终是自觉地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的。李大钊代表中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讲得很明白，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确是“跨党”，但这并不等于“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共产党员的作用，就是要在国民党与国际组织之间做个联络，使革命运动更好前进。孙中山对此也很理解，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国民党来帮助我。
从活动经费而言，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
因为这些缘故，我们看到，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或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会有情感上的困扰。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权问题时，中共方面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1929年张学良发动事变，试图武力收回中东路路权，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然而，以这样一种观点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中国，难免会引来许多批评和质疑。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言论文章，就受到了不满中共的国民党人的强烈抨击。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已经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也曾专门拟函，批评中共中央“保卫苏联”的宣传不讲策略，不知顾及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
为什么早期中共离不开共产国际？
这原因在共产国际方面，它原本就是世界共产党，是靠一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组成的，它自然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同时，共产国际的成立，原本就是为把苏俄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各国去的，因此各国党本身就是它输出革命的渠道和手段。另外，共产国际既然肩负着保卫苏联的使命，在苏联外交上极端孤立，不断有列强国家压迫苏联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也是帮助苏联拓展民间外交和牵制列强反苏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俄国革命成功后，虽然经济极端困难，国内人民还处在严重冻馁之中，苏俄政府就把从沙皇及其贵族和地主资本家那里剥夺来的金银财宝，偷运到欧洲去倒卖成外币，直接用来支援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以后苏联的经济条件好些了，它用于这方面的援助开支也越来越大了。
而在中共方面，因为它的组建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因此它和俄国党即经历了二三十年斗争磨炼、分化，最终成就出一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它的各方面准备都明显不足。因此，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是一种“父子”关系。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学语的稚童，开始时连路都不会走，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搀扶着才能走上现实的革命之路。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苏联去学习培养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国派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协助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的。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甚至多年后中共六大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文件，还都是由莫斯科的苏联专家制定出来，然后直接译成中文的。就连1930年确定了以农村为中心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莫斯科还专门派来苏联军官，担任军事总顾问，驻在上海租界，遥控指挥军事；另派层级较低些的德国籍军官，深入中央苏区，直接负责落实上海军事总顾问的军事方针。
此外，中共早期所以离不开共产国际，除了理论上、实践上和干部组织等方面的欠缺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财政经济上长期无法独立。我们看中共早年的档案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从1920年开始建党起，就面临着经费上的短缺情况。当时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党，并没有几个人，同时还办着《新青年》杂志，多少有些收入。但是，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需要进一步出版各种杂志和翻译印刷各种小册子，包括开办外国语学校和工人夜校等，仍旧是入不敷出。1921年1月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先后南下后，上海党很快就陷入到财政危机之中，连派人去广州的路费都筹不出来了。因此，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人员不得不借贷帮助上海党的组织维持工作。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了。按党章，党员固然需要交纳党费，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事业为职业的，因而也必须要靠党来解决生活经费，没钱可交。结果，从中共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了。此后，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
史实告诉我们：中共原先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明白了这一点，就掌握了真正了解中共党史的钥匙。
2011-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