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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为什么现在要取缔“人民公社食堂”?

“人民公社食堂”,是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现象,大致出现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当时毛泽东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炼钢铁加上“人民公社食堂”,“放卫星”放到“亩产稻谷10万斤”,致使这三年间中国大陆饿殍遍地。因为大饥荒,“人民公社食堂”被迫解散,但人民公社继续存在,直到30年前。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千万到4千万,甚至6千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但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

《饿鬼》的英国作家贝克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大陆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饥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大陆当局义无反顾地继续向苏联和“兄弟国家”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捷、侯文伯等10人。”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18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而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像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很多年以后,陕西农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说话,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

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大陆却刮起了一阵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风。但也遭到来自体制内的抵制。比如日前,南京有一家火锅店,因为给自己起了个“人民公社食堂”的店名,但却被工商管理局下令取消而引起关注。就“人民公社食堂”、唱红歌等大陆“怀旧”现象,以及当局对此的态度等问题,引起人们的思考。

据悉,这家南京火锅店它给自己起名叫做“人民公社食堂”,结果南京市的工商局就下令要他们撤除。理由是“人民公社食堂”这个店招没有经过核准,也没有经过登记。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有关名称使用的规定。实际上,上述理由基本不成立,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很好处理。这些技术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图章的问题。说到底,恐怕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舆论的感觉的问题。因为“人民公社”这四个字是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时代,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人民肚皮吃不饱的时代。所以,这绝对是一种舆论的感觉,或者政治敏感的问题。然而,在网上一查,重庆倒真有一家“人民公社食堂”是和这个名字一模一样的,重庆那个没有却被取缔。

事实上在网上查一下,除了重庆其他地方也有。像上海、湖南的怀化、广东的顺德都曾经出过人民公社食堂。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伪怀旧情绪。所以伪怀旧,就是上层某些领导人,包括一些省一级的领导,老是煽“红色经典”热,炒作得很厉害。这样就给人甚至做生意的人有一种错觉,好像全国的怀旧情绪很浓都想回到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一些商人就钻这个空子,开一个酒吧、夜总会、甚至饭店、餐厅,都用旧时代的称谓。其实,这种做法,对那个时代也是一种讽刺。比如,北京一个夜总会的小姐们,穿着红军装,戴着红袖章,跳忠字舞,但跳的过程中“啪”搞露一下大腿和抛抛媚眼,用这种变相的性刺激,解读和描绘那个时代。所以,用所谓“红色经典”的道具与称谓,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变态的社会所特有的一个现象,也是对某些变态领导人的嘲讽。很难相信,如今老百姓真的从内心里面很多人觉得1950年代“人民公社食堂”好,特别想吃一吃1950年代“人民公社食堂”的饭,如果那种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和谷糠窝头,甚至草根、树皮和观音土端上桌,他们可以狼吞虎咽。

问题是,这些“人民公社食堂”端上桌的,都是当代的丰盛食物。给青年人的感觉会是,那时的“人民公社食堂”,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懂那个年代的苦难,也根本不知道人民公社是什么东西。只有但年纪大的人,看到“人民公社食堂”的招牌,就会引起痛苦的回忆。但某些领导人,据说也曾经有过当时的痛苦,甚至有的人还因为父辈的关系蹲过大牢,但现在却大搞什么“红色经典”,人们就称其为变态。不过,笔者并不以为这是变态,因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痛苦,也知道毛泽东时代对人民自由的剥夺,但人们就是不敢反抗(反抗的代价是杀头,异议的代价是杀头时还要割掉喉管,比如张志新就是典型例子),而今这些人当上了领导,自然希望治下的环境也如同毛泽东时代一样,除了对其高呼万岁外,别无选择。然而,他们却看不到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这种美梦只有他们在变态中发作。

但是,这也引起当局中一些人的警惕。保持警惕中的人,分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良知分子,他们没有怀旧的感觉,对那个时代是深恶痛绝的。所以,这种“红色经典”的怀旧,背离了时代的潮流,也颠覆了国民心目中是非善恶观念,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变态和不正常行为。而另一种,则是这些年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靠巧取豪夺、变相抢劫而积累了大量财富,这种财富的来源既不合法,也十分肮脏,民间的反弹很大;民间正在接毛泽东的名义来反抗他们,所谓“借钟馗打鬼”是也。因此他们害怕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挂共产风”,将他们搞掉。所以,他们也反对这种“红色经典”的怀旧。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心态,前两种人在取缔“人民公社食堂”这一点上,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人民公社食堂”在南京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南京这个地方,还比较复杂。据说南京是全中国最反共的一个城市,因为它过去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但这一点似乎不可信,因为重庆也曾是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人民公社食堂”在重庆就可以开,南京就不允许开,因此无法解释。

现在,网上大概有“一小撮”(用官方的话讲这叫有“一小撮”),观察现在的社会,也是持批评态度,但其用文革时期、毛泽东时代那种语言风格来说事。另外在民间,实际上在草根也有一些用毛泽东的术语、毛泽东的方式、毛泽东的价值观去带领老百姓维权的,也有这样的例子,河南郑州就出现过老干部因此被抓起来坐牢的事情。在中国,现在很多事情都很混乱,也自相矛盾。执政者的统治理念就矛盾得非常厉害,有毛泽东思想,又有邓小平理论,有3个代表,又有和谐科学发展观。这四个理论相互之间,很多是自我矛盾、自我打架的,可它们却非要放在一起不可。最近,当局高调纪念华国锋,也呈现自我矛盾的一面。

凤凰博主蔡慎坤在《为何要突然高调纪念华国锋?》一文中指出,“《人民日报》2月19日5版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但隔日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忌日,官方媒体却悄无声息。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国会否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光环,只闪烁了很短的时间,在紧接着的一系列政治角力中,华国锋身上的光环很快黯然退色,那些曾经追随他歌颂他的人,要么一个个被剥夺了权力,要么一个个弃他而去。此后的八十年代,中国政坛没有所谓的权威和强人,而正是那个没有权威和强人的时代,出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民畅所欲言意气风发,政治开明社会宽容,那曾经是一段令全世界瞩目令人民常常怀念回想的美好时光。”

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向读者展开了两种未来中国的走向:第一种是“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第二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民畅所欲言意气风发,政治开明社会宽容”。毫无疑问,第一种是死胡同,当年就是因为这样才导致“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沿”,邓小平才改革开放。但很明显,第二种是活路,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只是,当政者愿不愿走,或者有没有勇气走,是一个问题。

20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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