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江商报》报道，9月1日，湖北黄冈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需要自带课桌报到。据悉，整个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约2000套新课桌被分配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和中心小学，仍有3000余人缺乏课桌。有的学生因此把茶几拿来当课桌，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子为其报到。
麻城政府曾建造“麻城白宫”
看到以上新闻，估计许多人都难以置信，在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竟然还有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为一张课桌发愁。“父亲的桌子20年后女儿接着用”，“父母打工，奶奶扛桌千米去学校报到”，一幕幕画面，令人为之心酸。
麻城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财政或许不宽裕，但是，再穷也不能在教育上抠钱，让孩子受罪。一套桌椅网上搜索来的最低报价不过50元，3000余名学生的桌椅钱也不过在15万元左右，就这么一点钱，难道挤不出来？国家对于贫困县有专门的扶贫款，为何不优先用于孩子？公款吃喝、公车开支稍微压下来一点，钱不就解决了？君不见，甘肃庆阳市校车事故后，当地政府立刻就从公车开支拿出钱，解决了校车问题。
要说麻城当地政府穷，其实小看了他们，此前，网友曾列出各地的豪华政府大楼排行榜，其中麻城市政府大楼赫然在列，当地有民众称这栋气派的大楼为“麻城白宫”。上个月，麻城统计局自豪地公布消息，上半年麻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7项经济指标位居黄冈第一。可见，当地政府不是没钱，只不过，钱没有花在最该花的地方。
基层教育“失血”现状
有钱造政府大楼，无钱买学生课桌，麻城为何会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答案尽在不言中。但是，对于地方官员如此漠视教育，上级政府又在哪里？从黄冈市到湖北省，是怎样对麻城的义务教育发展进行考核监督的？上级官员有没有走到基层学校教室里去看一看？
一些基层“失血”的教育现状，屡屡曝光于媒体上，刺痛公众的眼睛，从破败不堪的校舍，到拥挤简陋的校车，从老师15年用手势教孩子打乒乓，到孩子带课桌去上学。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屡屡出现？为什么地方官员在教育上失职，却鲜见受到追究的？
每当各种教育贫困的现象出现后，公众的爱心一次次被打动，他们慷慨解囊，为穷困的学校和学生送去温暖。不过，这样的社会捐助并非长久之计。
改变失血的教育，说倒底还得靠唤醒地方政府的责任。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要增加教育的比重，淡化经济数字的考核，另一方面，对于任何曝光的基层教育贫困个案，对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问责到底。满教室形状各异的课桌，这是对官员失职的一封举报信，湖北有关部门当介入调查，给公众一个说法。
别让“再苦不能苦孩子”成为一句空话
当很多城市学校在自豪地推行“课桌革命”——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提供崭新舒适，可调节的课桌椅时，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些中小学校，学生们不得不自带课桌椅上学，同是义务教育，城乡差别何以如此之大？
显然，让学生自带课桌上学不能说是真正的义务教育。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不但要减免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等费用，还应为他们提供必需的教育教学设施。为学生配备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是实施义务教育最起码的条件，否则那还叫义务教育吗？此种打了折扣的义务教育，令人啼笑皆非。
没有别的原因，此种状况只能用一个“穷”字来解释。乡镇穷，县里穷，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义务教育经费开支。回过头去看，2001年政府确立的“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机制，虽然落实了办义务教育的责任，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几年间也有了快速增长，但由于财政对义务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加上政府间的分担比例不是很合理，事实证明，“以县为主”的体制安排已经不适应当下形势了。
根据数据，2004年，我国义务教育在经费分担上，乡财政投入占到78%，与此同时，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约占到乡财政支出的75%左右，占县级财政的50%左右。中西部地区诸多贫困县、贫困乡镇，绝大多数还是“吃饭财政”，能保证教师工资足额按时发放就了不起了，再让它们承担中小学的教学设施的添置改善，确实勉为其难。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指责当地政府没有尽到推进义务教育的责任，而是要从改革义务教育经费分担机制上想办法。
说简单点，就是要调整“以县为主”的体制安排，改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担当主要的经费投入责任，由县级政府负责主要的管理责任。同时，应建立针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应以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义务教育投入，减轻县乡压力，以此弥合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
结语：培根曾这样评价教育公平的意义：“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而当寒门再也难出贵子，当我们的贫穷再也无法通过教育扭转时，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也就沦为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