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8月15日，沪上著名的私家园林“张园”周围车水马龙，园内的“安垲第”大楼(Arcadia Hall)前冠盖云集。
大清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此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来自各地的732名股东群集上海。
能者通吃
这是一次对大清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的会议。此前，21名大股东联名向主管航运的邮传部请愿，要求根据大清公司律选举董事会，与政府任命的企业领导人一起，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这一请求得到了邮传部的批准。
经过投票表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董事会，盛宣怀毫无悬念地以4769票的最高票入选，其票数超出第九名将近5倍。
根据大会通过的公司新章程，这家企业的“官督商办”性质，被表述为“商办隶部”，政府的定位从“主办机构”退后成为“主管机构”，公司今后只需要就重大事件向邮传部请示。
一周之后，大清中央正式发文，明确邮传部作为招商局的主管部门。9月2日，邮传部任命了钟文耀、沈能虎、唐德熙、陈猷、王存善等官员，担任招商局“正坐办”、“副坐办”及“会办总董”，体现官方的领导。
9月21日，招商局首任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盛宣怀、施省三被选举为正副主席，这是招商局1872年成立以来，商选董事会第一次获得与官派“坐办”同等的地位。在此之前，民营资本出钱出力，但却无权过问经营管理，招商局更多像是一家国有企业，导致其间官、商对立日益严峻。
“官督商办”是大清国改革开放中最具特色的，其原因在于财政枯竭，无力推行纯国有企业，需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而又对民营资本信不过，要将人事、财务等大权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在实际操作中，掌握这些企业的真正权力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资人权益的股东，也不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领导人拍脑门任命的干部。这些享受着公务员待遇的“下派干部”们，一只筷子还在机关的铁饭碗里，另一只筷子则伸向企业的金饭碗，“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一人两制”，旱涝保收，进退自如。
财政部（“户部”）曾在一份文件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於中饱之员绅。”这份文件罗列了政府如何向轮船招商局实行政策倾斜，扶上马后，不只是“送一程”，而是“送一路”。文件说：“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已失航利。开办之始，即知为洋商所嫉，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赣、江、安。而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胥由局船经营其事。”但是，吃惯小灶的阿斗还是扶不起来，反而形成了对特殊政策的依赖，而且，“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商股不足，贷及官款，继以洋债。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裨益实鲜，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劾。”(《清史稿》志125)
这种特殊的双轨制，成为快速制造富豪的机器，盛宣怀、张謇、徐润、郑观应、胡雪岩等一大批能人脱颖而出，周旋于政经两界，能者通吃，在短短的数年间就完成了原始积累，一富惊人。这与其说是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好政策，不如说是提供了好“空子”。
“采矿式经济”
依靠政府资源的强大优势，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轮船招商局，依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但其企业规模却增长缓慢。在官商决策者们合谋下，没有被转入私家钱包的利润，几乎都投向了房地产和当铺等更为“靠谱”、短平快的产业，而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盛宣怀本人就在苏州、杭州和家乡常州购买了大量土地，而在上海租界内的不动产价值更是高达惊人的1000-2000万两。
这种现象，被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称为“采矿式经济”：采矿者之投入少量的必备品，而当矿藏开掘完，就弃矿而去。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贯穿在大清乃至民国企业史的始终，成为主流。
如果认可“经济人”（economicman）是理性的前提，则显然不能将这种大挖墙脚的做法，简单地归咎于企业领导人的普遍短视或自私。归根到底，这其实是“经济人”对社会大环境的一种本能抉择：当大清国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而且生财之道必然地、先天性地伴有违法行为时，捞一票就走当然是最明智的选择。
曾有研究者将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体制令企业家更有信心。
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案例是：1877年，轮船招商局在政府支持下，打了一场漂亮的收购战，将美资旗昌洋行（Russell & Co）下属的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纳入怀中，取得了有史以来中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但被人们普遍忽略的是：旗昌轮船公司总额100万两的资本中，华商的出资至少占到1/3强，而挂靠在该公司名下经营的华商，更是为数不少。实际上，这场内外资PK的幕后，是大清商人们的一场“内战”而已，对垒的双方以便扛着黄龙旗，另一边则扛着星条旗。收购成功后，旗昌轮船公司的华商继续抵抗，拒绝回到“祖国怀抱”，而是迅速另组一家公司，依然登记为美资企业。针对这些爱挂洋旗的华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总结道：“每当祸事降临时，他们就穿起了西装。”
其实，早在祸事降临前，有条件的华商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企业穿上件“西装”，未雨绸缪。一身“洋皮”的作用，不在于狐假虎威，而是能令自己有效地远离“父母官”亲如一家人般的日常勒索。丧权辱国的租界，意外地提供了一方讲求法制与公正的“净土”，从而令华商们只需抬抬脚就能躲避官场的骚扰。而为民企换穿“西装”，也令外企获得了相当的灰色收入。披上“洋皮”的民营企业，便也如同外企一般享受到了税收优惠，而按照“行规”，所节省下来的税款双方五五分成。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每家外企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惺惺相惜。
大量为了追逐安全及“政策利差”的民营资本，也令外企在资本层面获得了“主场优势”。晚清的很多洋行，并不需要依靠其母国的资本，仅依附于其“洋皮”之下的中国民资就足以支撑起跨国业务。到了19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活跃在晚清的所谓西方外来经济势力，其中相当多的外企并非“纯种”，而是“混血的私生子”，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将“无轻民事惟艰”的圣训刻在乾清宫楹联上的大清国，却因为对民营资本的轻侮与怠慢，侵蚀着自己赖以自强的改革开放基石。我们应当怀疑的是，当收回利权成为1909年的主旋律时，大清国的爱国者们是否真正思考过：导致帝国大厦成为危房（李鸿章就曾自诩为“裱糊匠”）的原因，是有人在大挖墙角，还是其本身就只是个“豆腐渣工程”而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