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起来了，中国富起来了，中国胖起来了。
中国的胖，吹气球一样，胖得大张旗鼓。美国每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胖子，即使政府投入大量经费用于治疗肥胖，美国人仍然没有瘦下来的迹象。而中国——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Fat China: How Expanding Waistlines are Changing a Nation)一书计算，体重超标的人口应当已经超过了两亿，相当于美国胖子的总和，而且将在二十年左右达到美国人的肥胖比例。
中国曾经是一个没有胖子的国家。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人人都是瘦子，男人女人裹在黑蓝制服里，仍可以看出形销骨立，腰肢细得没有什么肉。
中国的肥胖症，一部分是因为食物的富足，一部分是因为纵欲——对食物有种穷凶极恶的热情，这种热情，像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记忆都与饥饿有关。2009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叫做《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讲座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饥饿的经历，当时还是孩子的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才能搞到食物，孩子们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完了，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孩子们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后来其中一个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铁丝毫不费力就可以咬断。
那时候，莫言的邻居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两人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分享对食物的记忆和欲望。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白白胖胖的，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元的稿费，每天吃三顿饺子，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为了每天能吃三顿饺子，莫言决定当一个作家。
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生存的艰难与饥饿考验、土地的贫瘠与现实的困窘。
如今的莫言也变得白白胖胖，饥饿只不过是一段记忆，一个谈资，一段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的故事。
中国人为什么会肥胖？这也和记忆有关。中国人饥饿太久了，对于大饥荒年代的记忆仍然保留着，在大脑里，在胃里，在见到食物之后分泌的唾液里。曾经听过一个70年代生人形容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吃饭还是买东西，她永远都在抢，永远怕轮不到自己，晚了就没有了，她的人生就是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后来，她母亲的“饥饿症”在香港待了三个月就痊愈了，因为发现那里的人都是有序的，并不会因为排队或者等待，而没有了自己那份，这才渐渐放下心来，学会了从容地——像个正常社会的人那样活着。
中国的肥胖症，一部分是因为食物的富足，一部分是因为纵欲——对食物有种穷凶极恶的热情，这种热情，像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
现在的人却误把“饕餮”当成是对食物的赞美，很多人自称“饕民”来表示自己爱吃会吃，而忽略了这个词本身的惩戒与训诫意味。
欲望的解放在中国近十年来是全方位的。观察当今中国的狂欢与元气，在历朝历代恐怕只有唐朝能够齐肩，奢侈的欲望、暴露的欲望，爱欲、情欲与食欲之间都有联系，解放一个，便是全盘放纵。所以唐代以胖为美，所有塑像的美女乳房都大得惊人，是生殖能力、性欲和食欲赤裸裸的展示。
西方人明白这个道理，“七宗罪”中有一个罪是“暴食”，因为对食物的欲望，是通向其他一切人间的、肉体的欲望的门。
中国自古以来也有“饕餮”的说法，贪甚曰饕，饕餮是传说中的恶兽，见到什么就吃什么，以至于最后撑死。古人在青铜器上铸饕餮纹，意思是不要贪食，旨在训诫，而非鼓励，“饕餮”意味着懒惰、意志薄弱、毫无自控的能力与欲望。而现在的人却误把“饕餮”当成是对食物的赞美，很多人自称“饕民”来表示自己爱吃会吃，而忽略了这个词本身的惩戒与训诫意味。
中国人因为富裕起来，而变得肥胖。可肥胖却恰恰说明中国还不够富裕。
“肥胖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常见，以墨西哥为例，1989年，超重墨西哥人还不足全国人口的10%，主要的社会问题是饥饿与贫困。到了2006年，71%的墨西哥女性和66%的墨西哥男性体重超标。
中国的情况与墨西哥类似。城市化节奏加快、竞争剧烈、人们压力变大，对食物的要求变得很低，便宜快捷的快餐成了第一选择。
一个韩国教授来到中国对我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都喜欢边走边吃。”他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五道口，这里有搜狐、新浪、网易等等网站，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在城市奋斗的年轻白领。他又说：“韩国也一样，午餐时间只有二十分钟，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快快吃完。”
吃饭都如此仓促，更毋论抽出什么时间锻炼了。比起费半天劲找一个干净宽敞又便宜的运动场所，晚上在家吃外卖看美剧似乎显得要合理和划算很多。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勤劳，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短”。对于与生存没有那么多关系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付出时间成本。“送货上门”贯穿着中国整个服务行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的标语显得越来越吸引人。人们变得连寻找自己爱情的体力和时间都没有，“摇一摇手机”就可以选择方圆三米内的可恋爱对象，如果没有合适的，那么就“再摇一摇”，换一批选择的对象，所有消耗的体力不过是摇晃一下手臂，这大概消耗不到1个焦耳吧。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
中国要是再胖下去，该怎么办？肥胖从审美问题，变成了一个健康问题，而现在，已经上升为一个道德问题。
2002年，一位来自威尔士的女士在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中被邻座的胖子挤到，导致胸腔积血、腿部肌肉拉伤、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她卧病一个月。为此，航空公司付给她24100英镑作为补偿。
从经济学层面上来看，胖子也是给大家增添麻烦的一个消费品。2000年之后，澳航上的乘客平均体重增长了两公斤，为此，从悉尼飞伦敦要多耗472美元的油。
最忧伤的关于胖子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一家火葬场在火化一个440磅的尸体时，火焰忽然失控，35尺的金属烟囱都被熔化了。火焰失控的原因是因为燃烧的尸体脂肪含量过高，导致热量过高。把这个胖子的尸体烧成骨灰一共花了四个小时。
胖子不仅活着的时候挤压空间、抢夺食物、身上散发出让人不悦的味道，甚至死后都要给人添麻烦，连鞠躬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丹麦已经开始征收脂肪税，征税对象不是胖子，而是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不免阴谋论地猜想，这是不是只是地球剿灭胖子的第一步，今年之后，胖子会像烟民一样，被隔离起来，不受公共场合的欢迎而惶惶如丧家之犬。
对于中国肥胖问题唯一保持乐观的人，是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钱斯，他说，老年退休金制度带来的压力会因为肥胖人口的增加，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肥胖的人较健康的人寿命短，所以，可以少领取若干年的退休金。
以上这个原因给了减肥充足的理由：减肥吧，胖子，哪怕只是为了不给政府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