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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分析年青一代为何离科学越来越远——科学其实并没那么复杂,有人把科学边缘化了,也有人把科学高尚化了,其实科学就是生活本身,如果孩子们不关心生活,不热爱生活,就一定不会对科学感兴趣。

真“把科学高尚化”才真对路。牛顿、爱因斯坦等重大发现都源于个人志趣,将纯粹科学探索视为“生活本身”,超越功利,后来科技成果才转为服务社会、民生,实现良性循环。

欧洲核子中心主任霍耶尔偶尔会勉强谈谈诸如发现本身就是乐趣之类的话题。希格斯粒子能做什么用?——当英国国王问法拉第,你研究出的电磁现象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陛下或者陛下的后代可以从中取税。知识本身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

去年末仍有记者问许小年萨金特获经济学诺奖有什么现实意义,他不客气地回答: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

“把科学边缘化”而使“年青一代离科学越来越远”,是古典中国道统、政统、学统交互污染、积重难返的转型症候之一。

被迫改革开放,却无公义、公平、公正顶层设计,“猫论”灭了道德,“摸论”弃了廉洁,“先富论”毁了公平,“不争论”丢了民主;社会矛盾高发、频发,而“政治正确”无条件“维稳”实为回避矛盾,不想真正根本解决问题。三成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移民就典型反映了个人权利危机焦虑,民众幸福感严重缺失也足以说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决定于非公义、公平、公正等级儒教无意识及相应体制,竟至合谋欧美主导的不公义、公平、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而致中国承担欧美文明转型的输入性阵痛,而中国普通公民又不得不承担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阵痛——比如,欧美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重工业和廉价加工业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而中国又底蕴鄙薄体力劳动和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儒教,当国民大众教育不普及欠发达、劳动力素质低下,几亿中国农民工等弱势群体遂给全世界廉价打工低水平产业,中国产业、商业遂以牺牲子孙后代发展资源等方式粗放式生产、经营,高投入低产出……因为文化落后和体制改革、法治建设滞后等历史、现实扭结,广泛产生各种新的巨大不公——中国发展代价巨大,多少年也难以消化。

转型中国污名化,实已证明儒教杂糅表象西化,只会汇集东西文明之弊,而不能“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儒教主导国民精神,“官本位”体制主导社会分工,政治挂帅等造成中国没有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只能承担产业链最末端的加工业和初级服务业,长期“中国制造”,少有“中国创造”。

历史和现实已然证明,缺失纯粹科学理性、不能改革非公义、公平、公正的积弊体制,“中国制造”绝难转型“中国创造”。

任志强曾转述六国学子对公务员态度:美国3%大学生愿考公务员;法国5.3%;新加坡只2%;日本就业倾向,公务员排在榜单第53位;英国公务员甚至进入20大厌恶职业榜;而中国76.4%的大学生,愿意报考公务员。对此数据,国人深感困惑,更陷入深深的反思:我们到底怎么了……

几千年如一日,权力问题已成中国死结。不管是奴隶、封建社会还是新中国,儒教中国一以贯之权力主导,人治色彩浓厚,而非民间社会和经济主导。政统与学统捆绑,“学而优则仕”,无数国人趋之若鹜,世代梦想“金榜题名时”,争做“人上人”——只要有一官半职,不但自可不劳而获、少劳多获,有形无形好处多多,而且“一人得道,全家升天”,权力家族化、世袭化,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当转型社会缺失较为完美的顶层设计,道德丧失实际约束力,而权力没有多少体制内外实质约束,合谋资本“双赢”“做大做强”,期权寻租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畸高“三公消费”等诱召国人挤破头都要进入体制,保障常态高福利、高回收。

儒教不尊重财产、政治、精神等个人权利,与现代公民、法治、科学、创新社会格格不入,一百多年来,“中西合璧”的杂糅、污名状早已证明儒教烂根根本嫁接不出现代文明佳果,即便西化即文化输血也会被其内在腐蚀。

权力诱召的应试教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公民社会要求,“时刻准备着”的“孩子们不关心生活,不热爱生活,就一定不会对科学感兴趣”了。

中国要有健康的市场经济,成为现代法理健全的公民、法治、文明社会,必须首先进行政治改革,理顺大社会小政府体制,让市场充分配置各种资源,并以法治基本保障社会公义公平公正。

如果中国不能很好解决物质、制度、精神文明问题,比如,兼顾质量和效益,可持续发展,以法治等保障社会基本公义、公平、公正,儒教文化圈就可能打破世界文明中心从西往东演进规律,新世界文明中心就会越过儒教文明圈西去,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就很可能成为泡影,中国就不能贡献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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