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世界卫生组织在7日发出警告：“全球每年100万人死于自杀，多于战争和凶杀案致死人数总和。”既然到了“世界预防自杀日”，我就想谈谈有关自杀与计划生育的话题。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并持续下降，特别是近几年，计划生育的负面效应(如老龄化、性别比失衡)逐渐浮出水面，计划生育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在这种情况下，计生委抛出了“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要给予足够重视”的论调，利用人们的仇富心理，给人们造成一种“超生现象仍很严重”的假象，强调不能放松计划生育。一些媒体也炒作“富人超生”问题。例如，今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计生政策漏洞致有钱就能超生，富人不受约束”;9月3日华龙网发表评论称“富人版超生游击队令计生政策蒙羞”。
中国人是否有“仇富心理”?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认为，在现阶段，人们有仇富心理是正常现象，因为有许多富人是靠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的。那么，全国每年的富人超生人数有多少呢?计生委并没有给出这方面的具体数据。据媒体前几年披露出来的一些资料：“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上海和大连两市总人口超过两千万，三年富人超生总共只有84+12=106例，平均每年不到40例。
可见，富人超生现象实在是有如凤毛麟角，既然如此，计生委还要拿“富人超生”来说事，只能说明两点：第一，计生委是利用人们的仇富心理，摆出一副自己是为穷人说话的形象;第二，计划生育的宣传伎俩已经黔驴技穷了。
全国每年“富人超生”的人数，对中国人口数量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自杀人数。2011年9月我写过一篇文章《扑朔迷离的自杀数据》谈到：根据媒体报道，中国每年自杀人数为25万-30万。而且，中国还是女性自杀人数高于男性的国家。西方国家的自杀者多是城市地区的男子，中国则多是农村地区的女子。大家知道，中国目前是男多女少，中国妇女自杀率比较高，意味着对人口减少的影响更大。可以看出，中国每年因“富人超生”而增加的人口数量，远远不及全国因自杀而减少的人口数量。并且，有一些自杀案例是由计划生育引起的。例如，2008年第5期《小康》杂志报道：2008年4月，苍山县姚成志的弟弟姚成军一家，因超生躲到外地打工。姚成志因牵连被罚款，其妻子喝农药自杀。
近年来，“富人、名人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近年来自杀的官员也层出不穷，下面仅举几例：2010年2月5日，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从自家住宅跳楼自杀;9月21日，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办公室卫生间自缢;10月16日，韶关武江区委原书记邬学新跳楼自杀;2011年2月，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蔡铁钢跳楼自杀;4月28日，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跳楼自杀;2012年2月17日，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被发现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
其实，真正的富人要超生是挡不住的，国内不许生，他们会到国外去生。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到国外生孩子，还可以直接取得该国的国籍。“一胎化”本来就是荒谬的，一个国家的人口要维持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应该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对于中国来说，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3个孩子)。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这个水平，仍不改变人口政策，甚至还拿“富人超生”来说事，真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